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内容提要]本文从闻一多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文章涉及到闻一多的文化定位问题，并指出了陈寅恪对闻一多的影响，认为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构成了清华学派的共同学术特征。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与战士三种社会角色集一身的历史人物，这也是后来闻一多研究中大家所公认的。但对于闻一多自己来说，他更看重的，或许是学者这一角色，而在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最最看重的大概要数文学史研究了。闻一多曾不止一次地在给朋友和学生的书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谈及了

2、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共计有8项，即（一）毛诗字典；（二）楚辞校议；（三）全唐诗校勘记；（四）全唐诗补编；（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七）杜诗新注；（八）杜甫（传记）。①这8项研究计划都可以归入文学史研究范围。1943年11月25日，在致学生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又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他甚至非常肯定地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②闻一多这样看重文学史家的

3、身份，不只是说他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文学史研究上，而且，是与他工作、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以文学史研究为突破口的现代治学方式。有关闻一多文学史研究成果及研究特点，已经有不少评述文章作了论述。为了对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及其特点有更深入的理解，我想从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来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一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文化熔铸─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内容提要]本文从闻一多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文章涉及到闻一多的文化定位问题，并指出了陈寅恪对闻一多的影响，认为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构成了清华学派

4、的共同学术特征。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与战士三种社会角色集一身的历史人物，这也是后来闻一多研究中大家所公认的。但对于闻一多自己来说，他更看重的，或许是学者这一角色，而在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最最看重的大概要数文学史研究了。闻一多曾不止一次地在给朋友和学生的书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共计有8项，即（一）毛诗字典；（二）楚辞校议；（三）全唐诗校勘记；（四）全唐诗补编；（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七）杜诗新注；（八）杜甫（传记）。①这8项研究计划都可以归入文学史研究范围。1943年1

5、1月25日，在致学生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又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他甚至非常肯定地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②闻一多这样看重文学史家的身份，不只是说他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文学史研究上，而且，是与他工作、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以文学史研究为突破口的现代治学方式。有关闻一多文学史研究成果及研究特点，已经有不少评述文章作了论述。为了对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及其特点有更深

6、入的理解，我想从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来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一　　闻一多早年对中国文学史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就撰写了《律诗底研究》等文章。但作为一种正规的学术研究，毫无疑义，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始于20年代后期他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特别是1928年下半年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兼院长之职。教学的需要和现代大学体制对学术的要求，驱使闻一多渐渐放弃了诗人的自由发挥的写作特点而走上了严格的治学道路。闻一多的生前好友梁实秋在长文《谈闻一多》中谈到了闻一多的这种转变。他说：　　“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少陵

7、先生年谱会笺》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十九年四月出版）。在十七年八月出版的《新月》第六期里一多已发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见他在临去南京之前已经开始了《杜甫》研究，到了武汉之后继续攻读杜诗，但是改变了计划，不再续写泛论杜甫的文章，而作起考证杜甫年谱的工作。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③　　梁实秋的这一回忆，不仅让我们看到闻一多转向中国文学研究的直接原由之一是来自职业的需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