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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视是综合的传播媒介,同样电视剧也集合了文学､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和电视剧关系最紧密,对电视剧的创作及节目制作成功与否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则主要是文学这一艺术样式,本文将以文化的角度,结合文学及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近期热播电视剧所反映的当前价值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当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价值观的变化这一角度进行阐释,从电视剧这一单一节目样式出发,再结合其它的文化现象,将能使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分析问题｡ 文化内部的自我扬弃 一,“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失败｡最能反映价值观
2、转变的,要数“红色经典”改编这一电视现象了,“红色经典”电视剧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仅是“红色经典”作品本身遭遇的尴尬,更是那一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所遭遇的尴尬,同时也是制作者的商业行为遭遇的尴尬｡ “红色经典”失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商业主导了艺术,从而使剧本创作者没能抓住它的目标观众,投资者及改编者一方面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吸引有相同经历及感受的观众,另一方面通过增加一些曲折的感情经历等叙事线索以满足人的口味,恰恰是这些个人感情等非真实因素的加入损害了原著的艺术价值,首先是有损生活的真实｡
3、虽说某些作品内在的价值判断与现代社会已相去甚远,但不管是什么艺术形式,最起码要做到源于生活,客观地描述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旦失去了真实,作品也就失去了艺术性,或者成为宣传教化的工具,或者成为转瞬即逝的流行文学,某些电视剧一味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设计､包装“红色经典”,完全不顾原有作品的精神价值｡以电视剧《林海雪原》为例,增加了主人翁杨子荣不少的感情纠葛,在剧情设计上,新编扬子荣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救初恋情人的儿子而被敌人打死,这就彻底改变了原著的主题意义,不是不能加进个人情感因素,而是要做到真
4、实､恰当､适时｡试想当民族遭受着外敌侵略,国家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谁还会把个人的儿女私情看得最为重要｡有学者曾指出,“红色经典”作品的价值最主要在于其具有某些现代史诗品格,而史诗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情节是建立在冲突基础上的,而个人关系(私情)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 一部分有着强烈世纪末情结,期望可以借“红色经典”重温旧梦的观众对电视剧充满了期待,改编的偏差使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对这种商业行为大失所望､痛加斥责｡而另一部分观众或是对这种具有强烈说教意味的作品不感兴趣,或是对改
5、编的幼稚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会｡ 二,“红色经典”的另一种遭遇——恶搞｡除了改编的失败以外,“红色经典”作品为什么普遍的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上流行的“红色经典”恶搞行为也许更利于我们认识问题｡ 就近期的恶搞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英雄人物,而且都是曾经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大加宣传的,雷锋､刘胡兰､董存瑞等等,尤其是我们都还在提倡雷锋精神的今天,对雷锋的恶搞版本最多｡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其合理存在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原文本的可解构性｡表现在红色经典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文学作品
6、和媒体宣传在人物塑造上一贯有把人物“神化”的倾向,这就极有可能损失人物的真实性｡80年代就有对雷锋现象的反思,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在苦闷彷徨中重新寻求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现在的青少年对雷锋的光辉形象更是不以为然,极端化以及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和深刻性是长期以来宣传不得法的主要表现｡ 其次是主流媒体宣传的不合时宜性｡红色经典作品描写的大都是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的一批先进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社会主义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特定时期的经典作品,他们的创作目的主
7、要是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品一般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外在客观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发生明显变化时,而他们宣传的方式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若媒体还是一味用当时的事例来规范劝导现在的人们,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人物塑造失真和随后造成的行为､道德强制性后果恐怕是这类作品不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媒体宣传方法不得当使得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甚至出现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做法,社会舆论无形中为每一个人划定了道德标高,有着不同价值判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产生一种逆
8、反心理,从而更难于接受经典作品的说教｡ 再次是红色经典作品运用于现实社会所表现的道德的虚伪性,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都运用理想主义来规范社会,而不顾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能需要,“当这种理想因政治､习俗､命令而强制地推行成为社会规范时,便出现了理想主义庸俗化的格局——道德伦理专制以及道德高于生命的道德至上主义｡而当社会道德处于衰微､颓废､专制,而思想家们仍在热衷于道德理想的说教,就产生了虚伪这一现象,虚伪是思想不顾现实的本质反映”｡①相对来说一些恶搞文本却具有时代性､现实性､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