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一种非理性民族主义

《抗战期间的一种非理性民族主义》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抗战期间的一种非理性民族主义摘要：“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十分偏激，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的色彩，但始终立足抗战救国这一时代主题。　　关键词：战国策派；抗战；非理性民族主义　　　　“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一个非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学家陈铨、史学家雷海宗和著名学者林同济。“战国策”派认为，战时应强调集权放弃民主，个中观点看来颇为反动，充满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色彩，细细考察，我们仍能窥见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敬的，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本文试图通过对“战国策”派的局部考察，管中窥豹，了解抗战时期非理性爱国

2、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　　　　上个世纪初以来，民主、科学两大口号深入人心。凡论中国政治者，无不提民主二字，或认其为济世的良方，或视之为致乱的根源。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成为“推动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素。”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民主与集权争辩最激烈的时刻。　　20世纪30年代前期，曾醉心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自强自立，就民主还是专制更适合于中国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辩。“战国策”派学人与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无确切的传承关系，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由这场争辩联系到“战国策”派学人在危亡变局下推出的偏激政治主张，我

3、们可以发现，二者有其相似之处。在了解“战国策”派的主张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争辩。　　这场争辩的主角多经欧风美雨的沐浴，原本对民主政治憧憬无限，但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他们深陷迷惘，是继续秉持民主政治，还是放弃原有主张，如德意日一样走上极权的道路，建立独裁专制?内外交困中，一心要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他们产生了分化。胡适、张佛泉等痴心不改，继续坚持原有的民主政治主张，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则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专制独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过多年的西学教育，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然而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主政治的信仰仍不免

4、动摇，这种现象耐人寻味。中国的知识分子终究太注重现实而缺少对长远理想价值的追求，难以在现实与理想间架构一座桥梁使二者得到兼顾，这也许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吧!　　主张独裁政治的一方认为，“中国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内战期中。在这种状况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钱端升说，民主自然不错，然而时代变化了，现在看来“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总是难以幸免的”，所以应该审时度势，推行独裁专制及统制经济，因为这二者“较便于备战”。“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钱端升认为，独裁制度是巨大危机下民族国家的必

5、然选择，“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这种制度所构建的“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　　胡适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他认为在中国今日的情况下实行独裁政治实不可取。胡适认为，“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困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从而把独裁当作一条“统一的捷径”，以应对民族危机，但是“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胡适不但关心国事，而且洞悉世界局势，他认为美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下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从而将英美经济危机下的新政与德

6、国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划清了界线。　　尽管争辩的双方都希望从学理上进行论证，但传统和现实对他们思考走向的影响无处不在，今天回过头来反观这场争辩，我们自然能毫不迟疑地做出取舍。然而在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何者能最大限度地挽救危机，又是一个在实际操作上难于扯清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真正实践过民主，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　　时贤认为，出现专制独裁论调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深刻的民族危机”，在“只有实行专制政治，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挽救民族危亡”的假设命题下，任何人都难保持一种正常平稳的心态进行纯学术的探讨。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战国策”派依托这一假设命题，在民主政治

7、与独裁专制上发表了更富个性的主张。“战国策”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上尤其突出，不但这一群体内部有分歧，即使个人前后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充分折射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理想与现实间徘徊的两难心态。　　　　二　　　　“战国策”派西学背景浓郁，理应如胡适般坚守立场。但是，在民族危机挤压下，“战国策”派转投专制政治的怀抱，认为现在世界的普遍潮流是专制政治，中国自然也不应例外。　　雷海宗认为：“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件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