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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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近年来，“新散文”在一些杂志和一批新锐散文家那里是一个不断被强化的概念。祝勇作为其中的一员，不仅创作“新散文”，而且以编辑出版和理论主张倡导着“新散文”的方向。他的长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即使不被当“新散文”的“宣言”，至少也是其“新散文”观的完整表达。所以，了解他的散文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他的“新散文”创作。　　“散文领域几乎是一个丧失了艺术标准的领域。”这是祝勇提出散文“革命”的一个前提，“散文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也就是说，散文在本质上已经成了一种体制性文体，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这样，散文便成了一门手艺活儿，散文家成了能工巧匠。他们掌握着

2、一般人没有掌握的技术，能够制造出特殊的工艺品，时势需要什么品种，他们就造出什么品种。”祝勇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散文写作存在的三个问题：“体制”对散文这一文体的钳制、真实灵魂从散文中的消失和技术对散文艺术的伤害，而他对当代散文史及散文写作的论述几乎都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祝勇在若干层次上分析了形成“体制散文”的诸多“体制”因素，如果我们避开他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分歧，应当肯定的是，他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散文写作背离散文本质的一些重要原因，涉及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文学制度、散文传统、市场与大众等许多方面。于是，他给散文的定义是：“散文首先是门艺术，记录着心灵的奇迹，与正义、睿智、机敏、沉着同

3、时存在。它反对语言单纯的通讯性质。那些仅有实用性、史料性等功能而不具备审美功能的文章，显然应排除在散文之外。”“作为表达个性的工具，散文从一开始就与个体密切相连。也就是说，在构成散文的所有条件中，个体性是首要条件。个体性是自由的果，也是真实的因。”从这个定义出发，祝勇把“体制散文”的特征表述为“定数”，把“新散文”表述为“变数”。他认为：“当诗歌、小说、戏剧先于散文进行自我解救，散文革命的急迫性就更加突出，而这种革命，首先应从拒绝样本、恢复文体的活力开始。”他所倡导的“新散文”正是散文“革命”的开始，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简单概括为：使散文回到自身。　　如果在更大的范围里审视，我们

4、就会发现祝勇们的思想其实是对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文学的一次回应。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的“去政治化”以及“纯文学”口号的提出与实践，都被视为文学的自觉或者重返文学自身的努力。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几乎改写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在这个语境下，关于散文的“革命”问题也常有人提及，散文界也不乏以新的写作与这一思潮遥相呼应，只是没能形成小说界那样巨大的声势。祝勇的这些主张，在精神上是80年代文学思想的一种延续，而“新散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把散文拉回到“革命”的文学中，让“后卫”变成“先锋”，这也恰恰凸现了祝勇和“新散文”的意义。　　尽管祝勇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

5、新散文”的探索者们是“散文的叛逆者”，对散文界顽固强大的“传统势力”不屑一顾，但是如果承认五四散文也是当下散文写作的一个传统，那么我们会发现他对散文“个人性”的倡导仍是对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应。郁达夫在解释小品文的发达时曾援引周作人的一句话：“我鲁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刚解纽的时代”，并进而解释道：“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刚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所以他总结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而当我们以“五四”散文作为参照，也会发现祝勇极力否定的“体制散文”

6、正是“五四”小品散文经历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后渐次形成的。周作人说小品文是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当五四时期崇尚的“个性”不断被“阶级”、“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这些巨型的时代话语所替换，这个“潮头”也在经历了深深浅浅的河道、大大小小的河口后被削平了。30年代开始，作家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朱自清那种对现代小品散文的“绚烂”的总结也成了明日黄花。1934年阿英在他的散文评述中区分了两种作家，一种是“拿起笔来写小品作战”的

7、，另一种是“闲对美人花草，作画弹琴”的，并且批评后者是“稿纸上的散步，丝毫不接触苦难的人间”，是“向小品文的没落方面走”。小品文或者说散文在未来的许多年中终于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队，它们的确是接触社会和人间了，但是当我们坚持把散文看做“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时，却发现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虽然存在，散文自由挥洒的精神却被埋葬了。即使在被誉为“思想解放”或者“回到‘五四’”的80年代，这个“潮头”仍然没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当诗歌、小说、戏剧都纷纷展开文体实验，力图在内容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