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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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与中国文化--------------------------------------------------------------------关于知识分子的断想——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作者：许纪霖久慕余英时先生的大名，其文章平日零零散散地也拜读过几篇，深佩余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知识分子功力之深。笔者尽管近年来也裹挟于“知识分子研究热”中，但毕竟属晚生一辈，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是近于无知。细品余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真是一种求知上的享受。读书之余，倒也生发出若干断想，在此兴笔写出，以求教于余先生及

2、学界诸位同行。“超认”与“介入”：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属性究竟何谓“知识分子”？如同几年前“文化热”初兴时众君为什么是“文化”争得脸红耳赤一般，在时下的“知识分子热”中，“知识分子”本身倒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余先生在书的自序中，也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识见。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

3、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功能性描述。实际上，余先生在此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双重属性：超然性与介入性。所谓“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隔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着一块只属于其本人的独立营地，并凭借各自的专业从事文化价值创造和操作性运用。所谓“介人”，即知识分子又必须关切和参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国家

4、的最高政治决策，能够在一个超个人功利的宏观立场上领导舆论，批评时政，发挥社会良心的功用。“超然”和“介入”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上互补的两个侧面，这是现代社会的功能结构所规定和要求着的。许多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都一致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一种“高度的结构分殊性”社会，也就是说，在社会组织母结构中，各种社会功能高度专门化，每种子结构各各担当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彼此独立，互不侵权。同时，这些高度分殊的子结构在功能上又是耦合的，任何一个子结构运转正常与否都将影响到其它子结构的工作状态，一损皆损，一荣皆荣，从而形

5、成多元化的有机整合体。显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专门从事文化价值符号的构造以及技术应用，富于知识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则在立足专业本位的基础上，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关怀全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超然”和“介入”又恰恰反映了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各自的特质。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较多体现的是“超然”的一面，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皆是如此，尽管“超越”的方式有所变异。这种超然性与西方文化起始于古希腊的二元论世界观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

6、方面是超越的本体或真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理论的理性’只对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感到兴趣，扰攘的现实世界是不值得注意的，因为前者是‘本体’，后者不过是‘现象’而已。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在这样的信念指导之下，古希腊知识分子以超然现实社会，穷究自然之道自命，他们不屑于世俗的公共事务，而将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视作人生的最高使命。“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赫拉

7、克利特的这句名言再也生动不过地体现了古希腊哲人们超凡脱俗、自视清高的翩然风度。到了中世纪，尽管充当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督教教士们社会使命感较之古代大大强化，然而这种使命感却是宗教或精神意义的。在“凯撒之事归凯撒，上帝之事管上帝”，这种政统与道统二元抗衡的格局之下，他们对世界所负的职责依然是非世俗性的，他们所介入的仅是精神领域，所拯救的也仅是人的灵魂。另一方面，基督教徒们所憧憬的又是一个超越于现实的彼岸世界，对尘世的介人毕竟是暂时的，手段性质的，而向冥冥之中的上帝回归则是永恒的，目的意义上的。因之，无论是古希

8、腊的哲人求自然本体之道，抑或中世纪的教士匍匐于上帝之下，他们都与世俗化生活保持着一段颇具尊严的距离。相形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所匮乏的倒正是“超然”，那种“为求知而求知”的人生态势，那种独立于政统之外的道统意识。先秦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之中，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一以贯之，是谓“介入”。这同样可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余先生在书中曾谈到中国古代之“道”具有“人间性”的特征，他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