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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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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免“旧病”未除、“新病”叠加,反而形成疑难杂症;在釆用新体制、推行新制度时,也要注意分析新体制、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预设举措予以消除和克服,以免因新的弊端而削减或抵消改革成效,或使改革无功而返。总之,要坚守中道,不走极端,留意平衡,统筹兼顾,如此,则司法
2、改革成功在望,公正司法可期,司法公信力大幅度提升指日可待。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陈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中,改革与法治是两大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正在进行的两大社会系统工程。改革如何进行,法治如何建设,不仅是在其各自领域需要持续性地提出与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在改革与法治之间必须联系性地提出与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与法治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系统关联和实践上的机制互动。(一)改革与法治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社会的动态系统中,改革与法
3、治固然有各自的结构体系与运作机制,然而,改革与法治能够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达致动态共处,必有其内在的关联与契合。实践中的改革与法治关系还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并不是改革与法治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冲突,而是我们对改革与法治关系还缺乏足够深入的科学认识与充分恰当的经验总结。改革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机制互动的关系,二者互为目的与手段。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要达致全商深化改革的目标,必须通过推进法治的方式来实现;要达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的路径来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改革亦属治国,旨在善治,其与法治同为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机制。在改革与法治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流行的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证结构,即认为,改革就是要打破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体制机制,包括其中的法律制度,因此,改革可以不受过时的保守僵化的法律约束。所谓“改革就要突破法律”、“改革要勇于闯红灯”等观点,就是改革与法治必有冲突这一论证结构的具体反映。深入解析这个论证结构,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它是用“好的改
5、革”与“差的法治”作为g构要素建立的。能够打破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显然是“好的改革”;内含“过时的保守僵化的法律”的法治,显然是“差的法治”。尽管在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实践过程中,确实在某些领域或方面曾有“好的改革”与“差的法治”并存的社会实态,并且这种社会实态在当前或今后仍会程度不同地随机展现,但是,“好的改革”与“差的法治”正是良法善治所要消除的社会状态,不能作为改革与法治一般性关系的论证结构要素。改革就是要打破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体制机制,这是建设宏大事业的目标界•35•?
6、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定与评价标准。就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而言,好的改革动机或目标未必与好的改革结果相一致,好的改革结果也未必与好的过程或手段相一致。在动机或目标都良好的前提下,改革与法治的过程、手段与效果都有好与差之分,以“好的改革”与“差的法治”来建构改革与法治的一般性关系,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法治并不
7、以维持保守僵化的法律及其秩序为本质特征,法治不只是体制性的社会存在,更是活的机制性的社会存在。良好的具有现实活力的法治机制,内含使法治本身不断得以改进以维持其现实性的结构与动力,即法治本身就包含了如何突破过时法律束缚的机制功能。所谓“保守僵化的法律”,会因良好的法治机制运行而不断消除。因此,“好的改革”与“好的法治”才是改革与法治应有关系的结构要素,才是理论上阐释改革与法治关系的应有前提,实践上建构改革与法治关系的应有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旨在建构“好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旨在建构“好的法治
8、”,“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成新时期社会前进车之两轮、事业腾飞鸟之双翼,显然是基于改革与法治之间内在统一性的科学认识而形成的实践态势。“那些认为‘改革与法治两者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要改革创新就不能讲法治’,‘改革要上,法律就要让’,‘要发展就要突破法治’等错误观念和认识,都是有违法治思维和法治原则的”(李林:《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载刘作翔主编:《法治与改革》,方志出版社2〇14年版,第2〇1页)。基于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就要用法治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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