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人格、武功崇拜及爱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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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人格、武功崇拜及爱国论文..毕业最近众多媒体纷纷披露了大陆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有80%强的被访民众主张“对台动武”。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如果这一结果是可信的，那么它尤其令人深思。反思“战争人格”自90年代初以来，一种“热爱战争”的思想开始在全社会出现并不断蔓延。在反思“文革”的短暂的人道主义思潮被抑制之后，我担心，“阶级斗争”所根据的“武打精神”或“要武嘛”（毛泽东）这一野蛮传统正逐渐以“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借尸还魂。重新在荒无人烟的民族精神的空中祭起“枪杆子理论”，无论是一种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救援，

2、还是一种政治讹诈..毕业，在一个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世界精神”主流的新时代，都可能是一种返祖现象。战争人格是一种原始文化，从赫拉克利特经黑格尔的渲染，希特勒把它民族化了，斯大林把它国家化了，毛泽东把它阶级化了——在李逵、关羽“砍人头如切菜”这样的传统审美文化的共同援助下。现在，东方世界的精明人正努力把它企业化和商业化。战争究竟是什么？我建议广大读者去读一读东史郎的日记。我赞同罗斯福的一篇著名演讲：我痛恨战争，因为战争是无数孤儿寡母，是无数断壁残垣……有一位伟大的智者曾说过：“动物撕打，而人类契约”。另一位学者说：“只有当人不再

3、杀人才得以为人”。那些动辄喊“杀”喊“打”的人，面临着重大的进化的任务；让我们为他们的灵魂日夜祈祷——主是仁慈的，一定能宽恕他们，因为“他们说的他们并不知道”。“战争状态”的逻辑结论之一是敌人的存在。“敌人”一般在国境线之外，但由于政治文化自身的局限性，“敌人”更多“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周围。虚构内部敌人是20世纪最野蛮的政治迫害形式之一。敌人意识因暗示了“非敌人”的人的（对敌人的）专断或特权地位而为卑贱者所钟爱。当有人鼓吹“祖国的蓝天”在等待纷飞的炮火时，我怀疑，事实上可能是他自己在盼望，在那样的天空里，他不仅可以口头斥责、污蔑别

4、人“正中美国人的下怀”，而且他应该“有权”对他人实行“专政”。我认为一切鼓吹战争的人有一个幻觉：“局外人幻觉”。即想当然地预定战争中的一切灾难都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个永远失去父亲的幼儿肯定是另外一个倒霉蛋的孩子。如果没有这种局外人幻觉，如果“幼吾幼及人之幼”，除了几个疯子以外——因为他们有病——绝大多数“战争主义者”都会马上闭嘴。人类正这样日益分化为两种人：对他人受到伤害而感到自己痛苦的人，和因他人受到伤害而感到自己幸福的人。前者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后者有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现在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的社会，或者由于历史传统，或者由于

5、强制遗忘的现实环境，根据那个民意调查结果，第一种人似乎占“公民”的20%，而后一种人占80%.我似乎记得一位领导人说过，跨进21世纪，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处的位置。但是，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文明的位置上呢？除了上面充分展示的“野蛮”，还有更普遍的“谎言”，二者构成我们的“文明”的内核，因为二者竟然成为了生活的“常识”。人反驳说，面对“日寇”的暴行难道我们不能“打杀”吗？我认为这是偷换概念，因为我批判的是“热爱战争”这种“文化”，并不是无条件地鼓吹取消“抵抗暴政权”。不过我必须提示的是，“日寇暴行”一直在人道主义批判的范围之

6、内。同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日寇暴行”同样存在，同样是恶。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忽然想参军”或突然渴望杀人的人，我们不能太认真，因为稍一沉思我们就能发现鼓吹战争状态的人多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我们能发现他们的伪勇敢和真精明：“增加发行量”和“收购注意力”是他们真正的商业目的；这种商业动机在一种政策环境（同时也是市场环境）中受到了鼓励。你不能在他们那里找到理性、良心和责任，那从来不是他们的长项。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责任是愚蠢，而无耻才是成熟。他们能够在良知的普遍怨恨中眉开眼笑地数钱。但伪战争贩子“收购注意力”的商业努力显然取得了某种成功，因

7、此我们必须深入反省一种被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王朔挑战金庸”所引发的文化争论为文化反思提供了某种启示。反思武打文化自从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文学版刊发了王朔《我看金庸》一文之后，各种传媒竞相炒作，学界对此却反应不一。大体说来，围绕“金王之争”至少存在三种观点：“修理王朔派”、“声援王朔派”和“不以为然派”。很多学者属于“不以为然”派，他们认为“金王之争”如果不是媒体炒作，就是王朔自我炒作。有学者认为，即使对金庸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比如批评金庸“妖魔花”了中国人，那么进行这样的批评也轮不到王朔，因为在王朔的作品里，中国

8、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是被“痞子化”了。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没有必要参与这种琐碎无聊的文人口舌之争”。但显然，如果一定要学者们在金王之间有所褒贬，可能大多学者会对金庸寄以同情。在“修理王朔派”和“声援王说派”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