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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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伟大的历史人物，总要由历史去认识他。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在唐代，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杜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杜甫也并不显得伟大。虽然，在杜甫去世前一年，衡州判官郭受颂扬他，“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韶州刺史韦迢称道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都赞美了他的诗，可是实际情况，则和赞颂者描绘的并不一样。诗人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

2、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可见杜诗的流传，大约因为诗人晚年流落到荆湘的关系，六十卷之巨的文集却仅“行于江汉之南”，竟“不为东人所知”。可见，当时杜诗并没有“海内流传遍”，说杜甫生前就已经“大名诗独步”，显然言过其实。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在李唐王朝灭亡前韦庄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入杜诗。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并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杜甫生前，他的诗地位并不高，影响并不大。有如王赞所说，“杜甫雄鸣于至

3、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叶适解释道，这是因为“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不服之论，纯系推测，厚诬古人，不足为据。实际是，当时的人把手握时代号角的诗人视为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酒徒诗狂，跟后人印象中的酒仙并无二致。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诗人，“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今天看来是酒仙李白，昔人说的却是诗圣杜甫。在成都，严武去草堂看杜甫，写诗规劝这位朋友到：“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鵔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的诗

4、，当然主要是夸奖诗人多才博学。但是，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弥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不也是突出一个狂字么？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说诗人酒后发狂而已。总之，生前身后，杜甫总是被人看作善于撰写佳句、刻划物色的风流才子，他的诗自然也被当作酒后疯话，不被人看重。诚然，颂扬杜诗的声音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高，只是不大，还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肯定杜诗的强音主要从中唐时期发出。沉醉在开元盛世中的唐人，被安史之乱的狂风暴雨吹打得晕头转向，到这时，才定下心神，痛定思痛，力图中兴，开始重视总结盛唐中衰的历史教训，自然也就注目大唐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韩愈的见解可

5、为代表。他作为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大作家，独具慧眼，激赏大音，在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力驳众议，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辛辣嘲笑无知之辈攻击李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英勇捍卫了两位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对两位诗人“平生千万篇，今薤垂琳琅”（《调张籍》），备表倾倒之意。韩愈意在开山，功在古文，对李杜诗篇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而，对杜诗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他也就说不清。这个任务由他的两个朋友，开创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双璧元稹、白居易完成了。元稹抓住杜诗有所创新的艺术特色，称颂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表彰杜诗艺术在语言上的特色；肯定“近代

6、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则突出了杜诗从形式到内容推陈出新的造诣，尤其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句，准确的总结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特点。但是，对杜诗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终嫌没有接触，认识不够全面，受讥后人，理固宜然。然而杜甫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抓住了他的诗的艺术特色，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他这个人。所以，元稹研究杜诗的艺术特色，其见解对后代的杜诗研究者一直有启发和指导作用。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则不一样，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杜诗的社会内容，突出强调“《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

7、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他那种“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的佐证。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评”如其人。白居易立志革新，敢于斗争，把诗看作人生的武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放笔而写，直书胸臆“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所以他看重杜诗关心时政、留心民瘼的思想内容。元稹少有大志，锐意改革，一经蹉跌，便改初衷，晚年更投靠阉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