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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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论向何处去?被文论界深深困扰着的这个问题又是与传统文论的“当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的各种意见中，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是说随着封建主义的退出历史舞台，两千余年之久的传统文论的思想传统与价值规范也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文论处于“失语”状态，所以要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二是把传统文论视为中华民族的神圣传统，认为只需彻底地回到传统文论就可以解决中国文论的问题。这两种意见看似极端对立，但实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问题在于传统文论有没有“当代性”与要不要“当代化”，一是认为传统文论没有“当代性”也就不可能“当代化”;

2、一是认为传统文论不需要“当代化”就可以当代运用了。对以上意见，我们是不认同的，本文要论证的是，传统文论有无“当代化”的可能及怎样“当代化”，而为了传统文论“当代化”，我们古代文论研究者又要做什么工作，既让我们的传统文论研究更贴近文论史，又让我们的传统文论体现出“当代性”以实现“当代化”。一我们所说的传统文论，是指“五四”以前的二千余年的文论，它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其针对的问题、论证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思考的方式等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它陆续产生于各个时代，在各个时代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相对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来说，它已是历史;那么，它在我们的阅读与理解时，是否

3、与我们构成对话关系，而且在对话中其意义是否有所延续并增殖?它只是让我们在阅读时品味其历史意味呢?还是经我们的解读与分析、阐释后对当代文论仍有某些作用?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传统文论的特质是什么，这是决定传统文论是否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前提。郭绍虞说:“唐人的诗歌理论，主要有两派:其一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与社会意义，由陈子昂发展到白居易、元稹，一直到皮日休;其一则比较重于诗歌艺术，发挥了较多的创见，并写成专书，由皎然的《诗式》，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①其实，岂只是唐代，整个封建社会的诗论，都有如此表现:岂只是诗论，整个传统文论都有如此表现。但是在传统文论中，既有二

4、者相辅相成的例子，如唐代古文运动，重视文章为社会现实服务，又重视文章语言的独创性，能自由表达内容;也有二者两败俱伤的时候，如隋代李谔为使文章为现实服务，提倡以古拙遏制浮华，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二者都没有得到好效果。也有偏向一面的例子，如南朝梁时萧纲《与湘东王书》称:“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否认文学的社会现实性，只是提倡文学的艺术性一面。可以这样说，此二者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整个文论史。无论是重于文学的现实内容及社会意义，还是重于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传统文论都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其表现有二。首先，

5、传统文论的构成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文论可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者，对具体文学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评价的，称文学评论，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西方文论，评论归评论，理论归理论，二者之间的界线较为明晰，而传统文论不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西洋文论“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传统文论不“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他论证传统文论的目的“不在批评文学作品”，称《文心雕龙》“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如最古的文学家是屈原，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注解楚辞和杜诗的专书虽很多，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则很少。不止对楚辞和杜诗不愿以全力作批评，对其他的作品也不愿以全力作批评

6、”。为支持其观点，他对品评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钟嵘《诗品》专门作了评述:“但一则他对于作家的褒多于贬，并不似西洋之判官式的批评家，专门的吹毛求疵。二则他的目的似乎也是在借以建立一种诗论，不是依凭几条公式来挑剔他人的作品……就算他是批评专家吧，但这种批评专家，在中国也实在太少了”②。罗根泽又说传统文论“偏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他说:“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如文学观、创作论、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音律说、对偶说、神韵说、性灵说，以及什么格律、什么义法之类，五光十色，后先映耀于各时代的文学论坛。”③但很多人又认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文

7、论确是五光十色，但却不那么纯粹或专门。所谓不纯粹，是说传统文论提出文学问题时，理性色彩并不浓厚，理论不怎么像理论，他们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④。亦有人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⑤西方人更是如此看待中国传统文论，鲍桑葵说:“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