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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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的论文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农民土地思想，是研究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的重要视角。档案显示：孙中山晚年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但农民尚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力量，难以对抗地主民团。孙中山也完全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而是坚持以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　　关键词：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解密档案　　中图分类号:k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23-03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农民土地思想，是学术界几十年来非常关注的课题，论著论文

2、甚多，有很多高水平的成果。本文试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密档案为视角，重新审视“以俄为师”背景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孙中山有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值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谨以此缅怀革命先驱。　　孙中山晚年在革命生涯屡受排挤挫折后，对苏俄的援助和革命经验极感兴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也关注到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力量，列宁和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国共合作，从而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国际、联共（布）有相当多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孙中山派出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莫斯科；苏俄的驻华代表鲍罗廷出任

3、国民党政治顾问，并获得孙中山的极大信任；共产国际甚至直接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和决议。因此，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农民土地思想，是研究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的重要视角。.　　首先，孙中山对农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但农民尚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力量，难以对抗地主民团。　　1923年7、8月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重要使命就是切实推动国民党改组进程。为此，鲍罗廷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起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在筹备过程中，鲍罗廷与国民党人反复讨论农民和土地问题，据鲍罗廷回忆“委员会奉命为党

4、的代表大会制定在所有问题上的行动纲领，在农民问题上花的时间比在任何别的问题上都多”，“我们用了几个小时研究这个问题”。［1］（127）显然，在农民问题上鲍罗廷和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存有争议。众所周知，此时孙中山比较重视农民的革命力量，采取“扶助农工政策”。孙中山同意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相信“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2］但是，孙中山又认为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组织力量，因而难以对抗地主的民团，必须将农民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组织农民自卫军，但是又同时规定仅限于自卫性质。对此，鲍罗廷批评到：“在赋予农民最单纯的起码的自卫立场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之后

5、”，“孙逸仙本人也不想再向前迈出一步”。［1］（127）　　其次，孙中山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认为在东方落后国家，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因此，东方国家革命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3］（142）共产国际依据列宁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较为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向中国

6、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4］（254-255）共产国际同时还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4］（254-255）　　共产国际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莫斯科期间，重点和代表团交谈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修改国民党党纲的重点之一就是“民生主义”。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做出决议，突出强调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

7、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者的制度。”［5］（81-83）对“民生主义”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正是涉及土地所有制问题，共产国际正是要求国民党以“全面国有化”和“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纲领，力图要贯彻其“土地革命”战略。这份决议中，共产国际还直接向国民党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建议：“国民党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其他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5］（81-83）　　鲍罗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