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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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文章标题：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　　摘要：悠长的历史、卷帙浩繁的传统、厚实而广袤的红土地，沉淀着深厚的农村社区记忆，而在血缘与地缘相重叠的熟人社会——姓下里，社区记忆最强烈地表现为宗族传统，宗族在江西的复兴已成为客观现实。组织严密、房序分明的宗族网络深深地影响着姓下里村庄秩序的生成，也通过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力建构影响行政村治理。在族权与政权的博弈中，大姓宗族的胜利可能带来草根民主的深化、村委会行政成本的降低，但也可能破坏乡村秩序。关键词：社区记忆熟人社会权力建构宗族精英一、结论在江西、

2、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区，宗族的复兴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肖唐镖曾根据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宗族重建状况作过分析，提出:近十余年来农村宗族的重建较为普遍，尤以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在江西省，多数县市农村的宗族已普遍重建，六成左右的姓氏已修族谱或建祠堂（肖唐镖.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7）。通过重建宗祠、重修族谱、维修祖坟、宗族联宗活动、宗族娱乐等宗族活动，构建宗族认同感，宗族日益成为村庄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二．研究假设在江西地区，行政村多由几个自然村组

3、成，而自然村多为单姓宗族的“姓下里”。为研究论证方便，本文假定研究对象为以某一单姓宗族自然村为主体所构成的行政村，众自然村结构呈现“一强众弱”的态势。大姓自然村为中国传统的典型宗族自然村，以强社区、低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为表征。研究前提假设：大姓宗族通过权力建构实际控制村民委员会。三．正文宗族，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以农业立省的江西地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虽然解放后几次大的农村改造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消除了宗族影响，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但宗族巨网存在的根基、土壤并未被完全消除。在社区记忆强烈、经济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

4、自然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是滋生宗族的温床；②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往往聚族而居，形成了地缘与血缘高度统一的自然村，对宗族的依赖程度很高，族人之间的内聚力很强，形成了宗族复兴的客观环境；③外在原因：公社解体后，农村正式组织的弱化，使非正式组织——宗族复兴成为可能。黄宗智认为，“在有着深厚的宗族道德文化支撑的村庄，宗族凭借姓氏结构的不均衡性，依托强族大房的实力优势，通过血亲网络、姻缘网络等方式，参与村委会选举，影响村级社区权力的构成与分配，影

5、响‘两委’的村治决策和村务管理及其制度执行，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影响村庄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等等，从而实现有利于本族的利益。”（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㈠宗族权力的——实力1.宗教权威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族人间的宗族认同感的构建和宗族在行政村地位的确立。⑴①“姓下里”——宗族认同的场域：“姓下里”，乃江西南昌方言，涵义为由单姓宗族形成的自然村，明显体现出了宗族认同感。在姓下里，长幼辈分有别，世系房序分明，意识高度统一，生活互帮互助，彼此熟识。定期的宗族祭

6、祀，举族齐聚宗祠追忆先人之风范、重温宗族之沧桑、重申家法之神圣、仰慕精英之超群……给族人灌输宗族意识，构建宗族认同。一年一度的宗族娱乐，多在喜庆的春节，舞龙灯、耍狮子、上花灯、演戏剧等，为族人提供心理上的归属感，加强其对宗族的认同。“双抢”农忙时期，由于千年不变的落后生产模式，小农在自然面前难以独善其身，于是宗族成了最易寻求的互助组织，各家打团干农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是，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成为了现实的需求，宗族认同不仅是情感需要更是生活需要，利益驱动直接增强了宗族内聚力。天长地久，宗族认同感最终成功构建。

7、②宗族精英权威的确立：当前宗族制度设置并非全盘复古，已经少有族产及明确代表族权的族长，族中自然村的事务多由宗族精英与族人共同商讨决定，族长的个人威权被宗族精英的权威和族人的普遍参与所替代，在宗族里体现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民主，这是其不同于以往的最大之处。宗族精英一般有一技之长，在族里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拥有诸如经济、社会、文化等优势资源，易于得到人们的信任。费孝通曾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8、8年）。宗族精英权威构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A.血缘传统，即其为族中嫡系长子，德高望重，熟知宗族事务，在宗族中有天然的权威；B.晓民以利，即通过给族人谋福利、为姓下里的事务出钱出力，赢得人心；C.强力威慑，即其在强力的基础上威慑、保护族人，族人因见识过其强悍12全文查看且其为保护宗族出过力而敬畏他，最突出的表现为“地痞”。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卢梭《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