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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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内容提要】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是在20世纪才成为政治学理论中的重大领域，但其重要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因素却是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数百年来积累的成果。不同的学者对于一般政治发展进程所作的理论概括都各有差异，然而种种政治发展理论大都可以归纳到制度理性化与文化世俗化两个方面。自阿奎那以来，包括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韦伯在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其思想无不体现在理性化与世俗化两个重要方面。【关键词】政治发展/理性/世俗化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发展”专题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专门领域。我们试从政治发展的目标

2、与进程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政治发展理论加以总结。　　毫无疑问，当人们论及“政治发展”时，就是在论述某种政治形态的线性演进，是在论述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进程。因此，政治发展研究甫经着手，研究者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发展有目标，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进行认真的探究，我们会发现“政治发展”这一术语的确是已经隐含了目的论(teleology)意义的。正如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阐明的那样，人类政治是一个在自然限制中加以主动选择的过程，各国政府的运作无不是有计划的组织行为。对政治发展研究的不少责难都集中在其目的论本质上，然而很显然，政治发展本身包含了一定的

3、目的并没有错，只是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历史一刀两断，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农业与工业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二分法认识各个不同国家的复杂政治情况。此外，在政治发展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以西方化为准绳。其实就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而言，此二者的内涵由同一到交叉、再由交叉到不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毋庸讳言，政治发展的早期目标只能是西方，相关的意识、概念和政策都是来自西方，即如政治发展研究本身，也是由西方而起的；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逐渐转型，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会迫问，所有的国家都只能以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为照抄

4、的榜样吗？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尽头就是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吗？此时更多为人所关注的是各国在地理、人口、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答案自然就是：现代化的实现就是某些现代要素的实现，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寻求政治发展目标中的核心价值，非西方国家的崭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出现，未尝不是为世界政治发展多样化所作的贡献。亨廷顿说：“在更晚近些时候，非西方的价值、态度、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种种信仰）已经在众多不同的情形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在历史中的逐渐隐退，随着精英们日益为自己的文化所培养而不是由巴黎、伦敦或纽约来生产，随着社会中不为西方文化所浸淫的大众在政

5、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主要西方大国的全球影响力继续降低，各种本土文化自然也就在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于是，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第三世界在继续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一场反西方化(de-axWeber)乃是一位里程碑式的思想家。韦伯所阐释的关于理性主义的一系列内容，包括世俗化、合理化的科层组织、事务程序等等，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构成要素，而韦伯的研究范式也无疑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主流范式。现代政治发展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几位学者对于政治发展进程的概括，都无不显示出韦伯的巨大影响。例如，阿尔蒙德将政治发

6、展抽象化为结构的分化与文化的世俗化，亨廷顿则将政治发展进程概括为权威的理性化、制度化及参与的普及，白鲁恂(LucianW.Pye)归纳出政治发展的10种含义，等等，未尝不可以视作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者是以新的理论工具对韦伯的理性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阐释。虽然表述各有其不同，但从韦伯的下面这段话里，我们能够明白无误地考察出见诸20世纪60年代研究政治发展理论的学者的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思维：“只有在西方，有过在理性的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在那里，现代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10]（第719-720页）基本上，注重专业化和注重

7、效率的工业理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有效制度，成为主流政治发展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奇尔科特就这个问题评论道：“韦伯思想中的细微差别无疑是值得仔细研究的，因为他对本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描述方式已经构成对今日比较政治学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发展模式。科层制的合理化，政教分离之导向世俗化，以及议会主义的逐步体制化都成为该模式的组成部分。”[11]（第139页）　就此而论，说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成就了“二战”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之主流，并不为过。　　　　三　　据说克罗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lydeKluckhohn)两位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