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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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王家新2003年11月20日在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讲座　　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而不是“诗歌如何对公众讲话”。　　首先我要承认，目前在中国做一个诗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他要面对诗歌界本身的混乱和堕落；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要求、期待甚至指责。有人甚至出来振振有词地要诗人为诗歌“失去读者”这一所谓事实“负责”。　　在中国，具有专业精神和眼光的批评家很少见，但却不乏各式各样的“呼吁家”和“宣判家”。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不断有人出来宣布“诗歌危机”甚至“诗歌死亡”。这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活埋”过无数次的人。　　八十年代，一位著名朦胧诗女诗人面

2、对社会“读不懂”的责难时曾这样呼吁“人们，理解我吧”，今天我不会这样呼吁。今天的诗人也许只有这样的请求“人们，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忘记我吧”。　　为什么？因为生活和诗歌都教会了我们沉默。在今天，一个诗人除了将自己的生命默默奉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别的他还能做些什么？我早已不想说服任何人了。今天我来这里，也许就是一种自我说服的结果。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有一个演讲“多余的知识分子”，我看到这个题目，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话题：多余的诗人。的确，一切似乎都很多余。　　多年前，在一些中国诗人中曾传诵着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但在今天，我自己更认同凯尔泰斯——这位奥斯维辛的幸

3、存者在思考何谓文学时所说的一句话：　　“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这个问题的。因此，能谈些什么？几周前，我在人大做一个讲座，谈完后诗歌节主持人一定要我们留一句话，我打开题词薄，发现在这之前西川留下的话是“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而欧阳江河写下的是“诗歌只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那我就这样“和”一句吧：“诗歌永远无法解决它的问题”。　　是啊，谁能解决“诗歌的问题”？就今天这个话题，我只能说诗歌在今天很难对公众讲话，但接着我想说诗歌可以对人们讲话。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来谈吧。　　说诗歌很难对公众讲话，那首先是由于诗

4、歌写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古到今，诗歌虽然一直影响着人们，甚至参与到对一个民族良知和审美感受力的塑造上来，但在其内里，它乃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和语言活动。“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当年的这句诗，就恰切地说明了诗歌写作的这种个人性质。“文革”结束以来，在集体主义神话和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诗歌写作重又回到了个人，我认为这乃是一种必然。不管怎么说，诗歌不再是一种对公众讲话的活动，早期朦胧诗那种对社会历史和公众发言的集体代言人模式也受到了质疑和深刻的修正。在今天，诗歌与其说边缘化了，不如说愈来愈个人化了。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诗歌的“现实”。　　说诗歌无法对公众讲话，还是由诗歌写作的对象

5、所决定的。在历史上我所认同的诗中，有与自然和历史对话的诗，也有与他人或自己对话的诗，有与诗歌本身对话的诗，甚至还有与上帝对话的诗。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对抽象的、普泛的“公众”讲话的。在中国，几乎受过教育的公众都知道《夜雨寄北》，然而这首诗并不是对公众讲话的。它是对“君问归期未有期”中的那个“君”讲话的。对这个“君”有多种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她指的是一个隐秘的、和诗人的生命构成深刻内在关系的、诗人心灵信息的唯一的接受者和对话者。而这个“唯一者”是超越一切现实人际关系的。她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存在。诗人就是在对这样一个“对象”讲话，并以此作为对人生孤独和苦难的超越。　　李商隐这首诗

6、也说明了，就说话对象和方式而言，诗歌是无法对公众讲话的，它只能对一个特定的对象讲话。并不是公众关心的所有问题诗歌都要发言，诗人只能从他个人的内心出发，有时候还必须说出被公众的喧嚣所掩盖的声音。不去考察诗歌的这种个人性质和说话方式，动辄以“公众”的名义来要求，这只能是一种非文学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其实是对诗歌和一切精神事物的取消。这种要求，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把一本书交到一个无知的人手中，就如同把一把剑交到一个孩子手中一样危险”。　　对于诗歌写作的这种性质及“个人写作”问题，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谈过，今天我主要想探讨的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虽然诗歌写作总是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独特的个人意识，

7、诗歌也不可能对公众讲话，甚至它只能在那里“自言自语”，但它却有可能为公众中的一部分人所接受；这就是说，它有可能表达某种共同的经验和情感，从而在其他人那里唤起“共鸣”。它甚至有可能为一个时代的经验和困惑“命名”。这方面的例证我就不举了。　　仅仅以读者、发行量和市场来判断文学的价值，这是一种商业时代的蒙昧主义。但在另一方面，社会上某些读者的要求，有时候却会形成一个无形的“审判席”，作用于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写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