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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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论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中国符法艺术新概念从2005年提出，经过整整10年的研究开发和社会实践，开辟了国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国内外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符法艺术是以符号为基本元素的一种原生态艺术形式。就其所具有的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而言，似应纳入符号学的范畴来讨论，以从新的角度阐释若干文艺现象。然而，符法艺术是本着返朴归真的理念，追求一种既先于文字又先于书法的原始艺术形态和神秘的法术效力，似乎与从西方发展起

2、来的现代符号学大相径庭。所以，转而探讨符法艺术与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亟待国人下大气力完善创新。始自三皇五帝形成的文化传统，经过损毁和删削，特别是近现代几十上百年的趋新騖外，涂染东洋西洋色彩，已是千疮百孔，残缺不全。就当代国学热而言，以儒道释三教为其骨干，也是很不够的。三教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开发。现阶段探讨符法艺术，对于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本文探讨符法艺术与历史、经学、音乐、书法、医术、民俗、祭祀等方面的关系，确立其在国学中应有的地位

3、。　　一、符法与历史　　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最为辉煌，也是中华国学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儒家四书五经之中，史学著作占两部，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孔子编撰《尚书》，修订《春秋》，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典范。　　孔子在《尚书序》中说：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

4、也。由此可知，除了《尚书》《春秋》之外，更久远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此外，还有《河图》《洛书》《乐经》也失传了。尤其是古史辨派、近代清儒与民国疑古派完全凭悖谬想象与主观武断，把一大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精华，全部打成伪作。因此，如果把国学仅仅局限于已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就会使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留下许多缺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学迥然不同的特色文化体系，在古代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缘于日本早年国学运动，是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来的。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

5、思想家、学术家和教育家章太炎称国学为国故[1]，得到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的赞许。胡适指出：国故这两字的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2]所谓包括一切，当然是指广义国学而言。胡适还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为国学。[3]章太炎、胡适两位国学大师的言论表明，中国历史作为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5000年历史之外，还有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字是人

6、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历史文化是通过汉字来表现的，没有汉字就没有国学。汉字是华夏先民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文化创造结出的丰硕成果。文字产生之前，华夏文明经历了磊石纪事、结绳纪事和刻符纪事三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直到孔子所作《春秋》的底本《鲁春秋》出现之前，基本上处于无文字记载的黑洞之中。[4]结绳纪事是文字产生之前非常普遍的记事方法，记大事打大结，记小事打小结，事多结亦多，事少结亦少。用绳子打结，是打本文由.L.收集整理不出形态万千的汉字来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古文字中的一些数字符号是由结绳符号演变来的[

7、5]。符号记事代替结绳记事，把华夏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记录了文字产生之前那段悠久的蛮荒史。对于这段符号记事的历史，孔子讲到了八卦之说，除了八卦，也许还有许多内容在早已失传了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甚或《河图》《洛书》中就有记载。就拿较近失传的《乐经》来说，也是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的符号。更有甚者，陕西姜寨仰韶、浙江良诸龙山、青海乐都柳湾马厂、河南堰师二里头龙山等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刻符，以及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青铜器刻符，还有河南禹州具茨山漫山遍野的岩石刻符都应属于胡适所说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

8、作为中国符法艺术基本元素的符号，是刻符记事时代人人交流和人神交流的主要工具。符号纪事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畴，研究符号纪事的学问，也应当成为国学的组成部分。确认符号记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确认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学地位，不仅可以填补国学研究中的一大空白，而且能够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