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五四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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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门弟子与五四思想革命1942年7月，罗常培在一次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讲演中曾概括说：“简单说来，他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学工具的革新，后一个理论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头。”[1]今天看来，这一观点确实十分精辟概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主题。不过历史地看来，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由于旧形式严重束缚了新思想的表达，不首先打破它，思想革命便无法开展，因此当时的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

2、化派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宣传白话文运动。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经解释说：“在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2]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果仍停留在改变形式的阶段，而不突出思想内容的根本转变，那必将最终影响运动的发展方向。有鉴于此，章门弟子率先将奋斗目标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革命。一从文学革命到思想革命在章门弟子中，较早地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是鲁迅。他认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3]而他之所以被钱玄同说服，答应为《

3、新青年》撰稿，实际上也是出于思想革命的目的。周作人即一再阐释：“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4]他还说：“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更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5]而周作人同样十分关注思想革命。早在1912年，他就在《越铎日报》发表了政论

4、《望越篇》，热情欢呼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时也指出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长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因此，他提出：“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国人应“洗心涤虑，以趣新生”[6]。至此，思想革命的目标已经是呼之欲出。此后，袁世凯与张勋接连上演的复辟丑剧更是强烈刺激了周作人，他晚年回顾：“经过那一次事件

5、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7]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思想革命》一文提出：“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

6、，都说不出好东西来。……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8]这不啻公开揭櫫了思想革命旗帜。至于钱玄同，尽管这一时期主要着力于宣传白话文体，但其实他对当时思想界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十分担忧。他认识到“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9]，“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务之急！”[10]由是积极地投入到思想革命中去，“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11]。总之，在当时新文化派中，章门弟子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

7、从而将奋斗目标及时地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二“覆孔孟”1919年初，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林纾致信蔡元培抨击新文化派“覆孔孟，铲伦常”[12]。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封建卫道士立场，另一方面却也较真实揭示了新文化派当时的主要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等新文化派正是以“覆孔孟，铲伦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和突破点，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的。历史地看来，章太炎早在清末就一再针砭康有为鼓吹孔教。1904年，他在《訄书》“订孔”篇中，便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的评论：“

8、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13]。1906年7月，他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孔子最是胆小”，“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14]。同年9月，他更在《诸子学略说》中全面抨击了孔子：“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