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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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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 [摘要]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梏”,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 [关键词]二程;朱熹;
2、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
3、辅助性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
4、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
5、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
6、。”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
7、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8、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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