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与书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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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文字学与书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古文字学和书学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各自又积累了无数的内容和繁复的名目，当对这两者单独考察时，固然可以引人惊叹，但将这两个庞然大物同置于广大的历史舞台上一并考察时，则有必要事先解决两个问题，以使讨论不至于漫无边际地扩展下去。　　一个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两门学问真正产生关系。翻开古文字学与书学的专门史或者概论之类的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要从伏羲画八卦开始讲起，这种老生常谈的叙述习惯和学科的现代性要求固然难以吻合。还有一个问题：无论古文字学还是书学，其研究活动和研究对象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较长的时间隔离带。具

2、体言之，古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甲骨文或者金文，离当下研究活动的时间点必定已相去久远，以致产生辨识的困难，存在考释、整理的需要，这才使这种学术活动能够成立，如果一种文字去时不远，或者尚在通行，则纵使在某些方面有研究的价值，但绝无可能进入古文字学的研究范畴之内。书法在这方面似乎较为不明显，因为汉字体势多端，各时代审美情况亦不相同，但观察书学理论时，仍能有一些发现。比如习书强调取法乎上。何为上？　　古即是上。很少有当代的作品能够成为书法学习范本，不管碑学还是帖学，都必定要追溯到较为早的时代，才能得到一种更广泛的认可。所以考

3、察两者的关系应从他们何时成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开始算起，而不是假定的历史的顶端。　　书学的自觉似乎较晚，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李泽厚《美的历程》）而这一观点也被广泛地认可，但当我们观摩汉代的大量碑拓，再和更为久远的先秦文本作对照时，便很容易意识到，汉代人在书写时，有一种心灵的活动参与其中，且时代愈往后愈明显，可见这种自觉是一个漫长而渐变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哪个点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宜。　　因为两者都具有庞大的体系和复杂的内容，又不免和其他的学问杂糅交

4、叉。如果把古文字学的核心活动，即以考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篆书等为主的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和以将这些古老文字作为书写对象的书法活动这两者拿出来，似乎可以使这两门学问更为直接的对话。　　伏羲画八卦的老生常谈揭示了古文字学和书学有着共同的源头，也即研究对象的同一性，这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古文字学研究材料和书学研究材料的重叠。而另一个说明其关系的现象，就是研究主体的重叠。古往今来，身为古文字学家而兼任书家的大有人在，李阳冰、徐铉算是可考见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人尤其以清及近代为多，究其原因，无外乎小学昌明，研究日新，大量新材料

5、涌现，兼之帖学走入末期的缘故。比如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的小学成就世所熟知，他们的书法亦有很多以古文字为内容的，尤其是罗振玉首先以甲骨文入书法，开一代先河，可以说是其研究甲骨文的额外收获。　　由于古文字学和书学在研究主体和客体上都有着同一性，使得他们在发展变化时既各自依照学科规律演进，又互相产生种种影响，每当文字发生变革的时候，都有书写工具、载体与书写习惯的改变作为其主要的驱动力，这无论对于文字学研究还是书学理论，都有巨大的影响。　　古文字学对于书学的影响，最为简单的事实就是，写字的人必须先识字。如果具有古文字根底的人，书法亦

6、佳，则不过是锦上添花，若不擅此道，亦不为人所笑。而写字的人，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熏陶，在以前则不容易为人们接受。但以今日的实际情况来看则大非如此。许多书家但求其面貌相似，至有不知自己所书为何字者，甚至自创古字以哗众。从这一点上说，古文字学对于书学是根底之学，附毛之皮。　　书学对于古文字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今举一事。在先秦形态众多的古文字中，其装饰性、艺术性最突出的当属古中山国文字，而真正意义上的相关研究资料，仅见张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一书。中山王墓发掘于1977年，这本工具书出版于1981年，而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山文

7、字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似乎极少，但与之相反，在书法篆刻界得到相当的重视，出现了一阵写中山、刻中山的热潮，《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也成为热销书籍，这固然是由于中山文字极具艺术性，在这方面易受人重视，而乐为游艺之事，厌谈严肃学术，也是人天性使然。近年似乎中山文字相关研究渐多，则不能不说书学界的热情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进而思之，因为初爱书法之美进而入于奥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董彦堂幼时曾于刻字店学习雕虫篆刻，后来成就或即种因于当时。　　要之，古文字学与书学，一属学术，一属艺术，本来各有畛域，学科规律、研究方法亦都迥异，但前者探本溯源，

8、在求汉字之真，而后者体悟乖合，在寻汉字之美，真与美本为我国文字固有之属性，只是人们研究所采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如人饮食，或取其精华，全养性命，或辅以盐梅，称快口舌，而其获益于水谷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