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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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20世纪90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20世纪90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20世纪90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20世纪90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与国际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把逃往海外的腐败分子缉捕归案施以法律制裁，追缴其非法所得，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海外追逃反腐工作的力度，赖昌星、余振东等一些涉嫌重大腐败案件的主犯被绳之以法，有效震慑了腐败犯罪。与此同时，在我国海

2、外追逃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人员遣返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大量外逃腐败分子长期逍遥境外，海外追逃工作仍然形势紧迫。　　一、海外追逃工作的基本状况　　目前，究竟有多少腐败分子负案外逃，一直没有公认的准确的数字。由于统计方式和统计时间段不同，不同时间、不同部门和不同媒体发布的数据并不一致。公开的媒体资料显示，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商务部、公安部、审计署、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在不同时间发布的外逃贪官数量和涉案金额总计有九种版本之多。综合这些说法，外逃贪官数量在4000~18000人之间

3、，涉案金额在400亿~8000亿人民币之间。尽管这些数据差距很大，仍然反映出我国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现象的严峻事实。　　我国不断加大海外追逃工作力度，然而不可否认，媒体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我国海外追逃的成效并不乐观。如一则报道指出：“自1998年至2008年4月，中国检察机关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成功抓获了潜逃国外的贪官300多人。”　　这个数据与同期腐败分子外逃数量相比，显然不够乐观。2012年6月，在大连召开的国际反贪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追逃案件中，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25年，一般的都超过了1年。”[2]　　这表明，许多潜逃海外的腐败分子，携带大量的不义之财，长期逍遥海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从司法实践来看，海外追逃的成效取决于我国与腐败分子的潜逃目的地国家之间的双边反腐败合作的状况。中外双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制度缺失与冲突、人力资源和经费问题以及人权法治的观念问题是海外追逃成功与否的主要问题。　　二、海外追逃面临的问题　　1.法律制度不完备　　反腐败国际合作需要完备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的

5、国内法律制度和缔结的双边国际法律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开展海外追逃的需求。就国内立法而言，我国立法进程长期不能满足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为世界各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还与公约规定存在差距，迫切需要修改、制定和完善。以海外追赃为例，第一，我国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对涉外追逃追赃还没有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诉讼程序。由于犯罪嫌疑人逃往境外，使追索赃物的

6、民事诉讼难以开展。第二，有关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等情形发生时，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其犯罪所得的独立法律程序即先行没收程序，虽然于2011年立法通过，还没有付诸实施。第三，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或者国际惯例还没有接轨，许多做法不符合国际惯例。第四，在赃款问题上，一味强调境外赃款是国家的财产，要求全额追回，而对提供协助的国家因为没有合理的费用扣除机制，更没有建立赃款分享机制，最终影响了赃款追回的效果[3].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赃款分享制度，往往无法有效调动合作对象国的积极性。　　此外，我国国

7、内立法长期滞后于双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需要。表现为个案合作先于对外缔结条约，对外缔结条约先于国内立法。例如，我国政府从1993年开始与外国签订引渡条约，而《中国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直到2000年才颁布实施。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刑事协助之前，我国已经缔结了14项双边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已经缔结了6个被判刑人移管条约，但是国内还没有相关立法。　　为了加强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近60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6个国家缔结了被判刑

8、人移管条约。但是，相对于全球20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缔结的此类双边条约还远不能满足海外追逃的需要。以海外追逃最常用的引渡为例，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我国腐败嫌疑分子潜逃的主要目的地国家，却仅有法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双边引渡条约。这种状况导致许多腐败分子无法引渡回国接受法律制裁，余振东、赖昌星分别从美国和加拿大回国受审，只能采用移民遣返这一引渡替代方式才得以遣返回国。　　2.制度冲突长期存在　　由于中外司法制度差异，国家之间的制度冲突影响了双边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