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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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张正东一外语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流派，而古今中外的外语教学在教人学会外语的同时都能产生两种“超语言”的效果：第一，增强个人的认识能力，发挥“启盲”、“发聩”的功能；第二，沟通、整合人类的活动，发挥创新、发展的功能。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人类在发展中认识、沟通、协调必用的工具和必具的内容。所以，拉丁语作为西欧学校科目后，就以追求古罗马的城邦文化（如雄辩术）以及磨炼智力为重要目的，嗣后西欧现代语言作为外语进入学校，也一直重视它的教育教养作用。我国在140年之前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首次在近代型学校里

2、把外语作为重要学习科目，同样具有语言的和超语言的目的。同文馆上午学中文各课，下午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所以英语校名为SchoolofCombinedLearning。当时中国东南—东北的门户和墙壁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当政的叶赫那拉氏提出了“宁赠朋友，勿与家奴”的卖国政策，与国外交流、办好“洋务”成了清政府苟延残喘的必要活动。所以尽管办学校、学洋文受到朝内许多大臣的阻挠、反对、破坏，京师同文馆还是在曲折斗争中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第一次确立将外语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科目。现在看来，太不成问题了。但当时却是在巨大的压力下确定下来的①。压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内部压力除了产生于封闭保守观点

3、之外，也来源于对中国文化可能受伤的担心；因为专门学习夷狄之邦的洋文，不合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国人对“知识”之内涵的认同，不容于传统“泱泱大国”的自大心理。外部压力来自帝国主义无间断的要求，以至“倾销鸦片”、“建立黄俄罗斯”等等亡国灭种的罪行已蔓延到深山“野民”。可是，清朝在对外交涉中却没有懂得外语的人，签订条约竟以“洋文”为准，双方沟通全凭“洋人通译”以及少数通语不通文而借机媚洋卖国以自肥的“职业翻译”②。内、外压力相较，外重于内。因而清政府最终成立京师同文馆。办馆规模很小，学制由五年延至八年，并与留学教育相联系。综观周文馆的成效，除培养了一些为“洋务”服务的翻译之外，

4、更大的作用在于从国人中培养了第一代外语师资③，从而推广了外语教育。因为继京师同文馆之后，上海、广州、台湾等地方相继办起了许多同文馆型的学校。各种专业学堂、书院，以及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设立的各级学校，大都开设了外语课程，其师资的原始种子主要是同文馆的毕业生。所以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型学校外语课程的“始作俑者”。由于外语课的广泛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全国人民了解外国、抵抗外侮、保卫祖国、光大中华的意识；至少为提高这些意识构建了前提。这种人文性教育的作用远比学会外语本身更为重大。因为，它帮助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看到了世界和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状态。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随着外语课程的推广，在国

5、民中形成和传播了国际理解和爱国意识，从而积累了革命图强的综合国力。这样，由同文馆引导的外语教育，就直接、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启蒙作用。二历史滚滚向前，但在后浪推前浪的长河中，经常会给后浪留下汲取前浪之经验的空间。同文馆设立140年之后的今天，按教育部的规定，全国乡镇中心校以上小学都要开设外语课。这是外语教育的大普及，我国学习外语的中小学生将超过两亿④。中小学生以上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成教、继教学生、公务员、部分市民尽都学习外语，各地区纷纷设立外语学校和外语特色学校，并且生源滚滚。这与京师同文馆当年推广外语教学的架势虽有天上地下之别，而重视外语

6、学习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本质则一。只是今天我们为此而受到的内、外压力却是发展中的压力，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痛苦。就内部压力而言，主要是国大人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居住国土面积60％的少数民族同胞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使中华民族这支铁拳很难练出一击断金的功夫。再看外部压力，自然是在地球村里争占自己应有的席位。我们席位在哪里呢？它可能受到什么挤压呢？中国座落东亚，东部临海，西部面山，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主要是炮击东部，我们习惯以东部为门户，西部为后院。20世纪40年代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从中亚入新疆访问中国，他称是从中国新的大门而入。当时他是隐指苏联的威胁。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再来看看祖

7、国西部面对的山，却发现它有点像“火焰山”。首先，我们看到，中东、里海等地蕴藏的石油，科技越发达，能源就越能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而人们又还没找到石油的替代物。所以西部面对的中东、里海这一地带正是发达国家舍命相争的火药桶“中心”，并且我们不可能静坐以对。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息”，比如，美国在吉尔吉斯首都驻军，离阿富汗的喀布尔有700公里，离我们的新疆只有250公里，这能让我们无动于衷吗！其次，我们看到，“东突”恐怖分子就在西部边缘，20世纪60年代他们就从新疆裹胁了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