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文化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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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茶文化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试论一、12世纪初民族茶文化中心地域的历史播迁茶、茶饮、茶文化原生于中国，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故土，这些都早已经是知识者尽人皆知的国际性常识。自中国、亦即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陆羽《茶经》以来，后经顾炎武等著名学人的考论推定，中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渐成流行共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茶饮，发生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的古史传说的“神农之世”，这也已经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农史研究、茶学史研究基本趋于一致的看法(1)。但自上古以下，直至中唐以前，中国茶文化可以说还是只有植茶、饮茶而无茶学，至少是谈不上可以称之为“学”的茶文化成就。秦汉以后，茶饮

2、习尚随着茶叶商品、继之是茶树栽培的沿长江逐渐东下，至5世纪时已经是广被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地区了。陆羽的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2)黄河流域的北朝人则称茶为“酪奴”、“水厄”，并开玩笑说南朝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称南朝人中的嗜饮茶者为“漏卮”(3)。也就是说，当时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一一杭州所在的下江地区已经是茶叶种植十分普遍、茶饮风习非常厚重了。但是，由于自三代以下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的政治重心、文化重心、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因此直到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的兴旺与发达的中心均是在黄河流域长安一一开封一线的帝国京师超级大城市。这里，一个既往茶文化研究者普遍忽略

3、的问题是：直到12世纪初叶以前，中国茶文化中心与茶叶产区一直是分离状态，即茶文化中心所在的帝国首都的京畿一代基本不出产茶叶，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则是以茶生产为主。这种文化中心区与该种文化赖以生成、维系的物质生产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远距离的长期分离，在今天看来应当说是不尽合理的。这种不尽合理性所以没有对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造成严重或明显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管理职能、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都在君权神授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体制下得到了极限发挥的结果。贯通南北，低耗高效的京杭大运河；蛛网一样从京师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快马驰道；低廉到几近奴隶榨取的劳役制度；这一

4、切曾一再让西方的学者和观察家惊叹不已(4)。正是这一切使得民族文化中心与茶业生产重心地理差距的负面作用极大地被消融了，中国茶文化在其中心区远离茶业生产重心地区的条件下获得了历史性的长足发展，取得了唐至北宋末约近5个世纪的辉煌，造成了中唐和北宋末的两个巅峰。纵观中国茶道文化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唐、两宋、明三个递相承绪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在16世纪以下出现了晚明的第三个历史高峰。第一阶段以中唐开始形成的佛禅悟性、三沸煎煮风格、宫廷气派、士庶怀挟四派流风为特征，形成以士、释知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性尚茶风习，陆羽《茶经》和唐宫廷茶道是中唐茶文化的峰巅标志。第二阶段以都市好尚、社会流习、

5、士宦清标、宫廷衿重为突出特点，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所代表的茶学成就和士庶“斗茶”一一点茶道艺术为北宋末的茶道文化鼎盛象征。第三阶段以明中期以后清饮法的再度张扬、市民的休闲品饮、和士群体的雅鉴茶事为特征，而以晚明士人茶饮美的极致追求为最高代表(5)。两宋所以成为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襟带唐、明,独领风骚的历史阶段，一些研究者已从茶叶生产、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许多文著基本是将北、南两宋混同叙述，而疏于对女真北踞、宋室南偏历史大格局下的中国社会茶饮生活、民族茶文化走向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因而对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中心地南移、杭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

6、位，以及其后中国茶文化发展第三个高峰的涌现等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而这又恰恰是深入准确认识12世纪以后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元1127年女真人铁骑对积淀了十余个世纪的中原文化中心区实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劫掠洗涤了人口逾百万、财富如山积、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的这座北宋皇朝都城。在女真人的大肆屠杀、竭力搜刮、肆意焚毁政策下，“开封”的文化表征意义也随着开封城的财失人空而变成了一片废墟。以儒化汉族士人为载体的中原茶文化，也因为茶文化人群的整体飘散而与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开封不辞而别。中国茶文化历史因之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变故：文化中心由开封转

7、而南下，因祸得福，杭州迎来了自己同时也是民族茶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二、杭州中心区的确定与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嫗变中国移民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女真人在黄河流域北宋政权中心地带杀掠以尽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该地区不下500万人纷纷南下，这些移民基本分布在以临安为中心的地区，正如史籍所载：“西北人以驻蹲之地，辐犊骈集”(6)；“大驾初驻蹲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犊”(7)。其中临安、平江即有140万众之多(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备遭苦难、失去家园因而深深怀眷故土、渴望北归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临安这个新的首都就是他们安全和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