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定位与建构

《社会法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定位与建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页眉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摘要：社会法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市场化运动及其负面后果进行“反向运动”和矫治，其早期功能是社会保护。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混合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法可分为三代，具有明显的代际更替和功能扩展、嬗变轨迹：从第一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第二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第三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功能模式。功能嬗变与代际更替的机理主要在于资本与社会的矛盾运动、公平（社会保护）与效率（社会促进）的复杂关系

2、。中国应厘清自己的问题之“代”和制度需求，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参照系，定位、创新和建构中国社会法并推进社会改革。关键词：社会法；社会保护；社会促进；问题代沟；制度供求中图分类号：df02...研究...页眉文献标识码：a社会法或社会立法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经济质量与社会质量的改善、改革攻坚的顺利进行与良性转型的实现，特别是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都至关重要。它不再只是法律领域、部门、体系的局部性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近十余年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认

3、可，我国开始把社会改革当作主要改革领域。以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为取向的社会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法的机理、功能、地位的认识及相关实践。据此，社会法如何作为积极的上层建筑要素和重大制度变量，推进中国的社会改革和良性转型，以及中国社会法如何进行基本定位和总体建构的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社会法的机理和功能问题社会立法（sociallegislation）本是英美国家的制度事实和理论概念，系指“依据社会政策制定，用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生活安全或用以促进社会大众福利的立法”；“就狭义而言，乃着眼于

4、解决已出现的社会问题，以保护处于经济劣势状况下的一群人生活安全所制定的社会安全立法，……就广义言，乃着眼于预防社会问题，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而制订的有关福利”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中的核心课程之一:《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较准确地介绍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与立法;对于社会政策,德国19世纪的代表性人物瓦格纳给出的定义是：“立法与行政的手段,以排除分配过程中的弊害、争取公平为目的的国家政策。”(参见:曾繁正,赵向标,等.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165,

5、202.)之法。社会法（sociallaw）本是欧陆国家的制度事实和学术概念。德国1975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法典》。学界通常把传统的公法和私法难以涵盖的、以生存权利保障和社会整体保护为基本功能的、体现矫治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价值取向的、使相关社会政策得以制度化的法律类群，界定为社会法。“...研究...页眉社会法可以理解成反映社会政策的法律。社会政策主要意味着：保证所有人的生存合乎人的尊严，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消除或限制经济上的依赖关系。”［1］其核心问题是“将社会的矫正思想置于自由主义的平等思想的位置上，使分配正义也在交换正义那里发

6、挥作用。”［2］法、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法理念和制度深受德国的影响。关于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法的产生机理、功能嬗变、过程与机制、逻辑规律等级别问题的理论成果很多，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代表性理论尤为值得关注，对社会法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性。对于社会法产生的机理和基本功能，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的“双向运动”理论较有解释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意味着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市场脱离了社会的制约，把逐利性、交易原则全面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制造出市场社会，使得社会臣服于市场，导致了巨大转型；其固有矛

7、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对抗、割裂，进而导致社会本能地出现保护运动，促使资本主义进行制度调整；这是经济与政治两种因素、两大变量的延伸、融合，是资本主义从被迫调整到相对自觉调整的结果。以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为核心的社会保护运动，是人类面对自由市场原则粉碎人类的共同生存（habitation）、危及社会整体的结果，而由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的、一种纯粹基于自求生存的人类天性的本能反应，因此，很多时候连“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立法”...研究...页眉。社会政策、社会法的基本功能就是社会保

8、护；人类以这些社会保护措施恢复自己的“家园”［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据此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所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