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赋权-当代社区传播与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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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赋权：当代社区传播与文化实践内容提要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区建设的主要思路。社区自治的前提是发展社区传播，整合社区，提高社区和社区成员效能。我国目前对社区传播还缺乏相应的支持，在此情形之下，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由于其参与性、近用性等特性，在中国起步阶段的社区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当代社区的传播和文化实践，进而将社区整合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和权利主体，推动了社区的建设。关键词社区赋权传播新媒体文化〔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08-05

2、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社区的发展事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倍受关注。近年来，国家提倡社区自治，社区赋权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所谓社区赋权指的是培养社区能力，赋予社区以自我发展的权力。赋权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而获得。国家赋权是一种外部赋权，要使得社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还需要依靠媒体和文化的再次赋权，在文化实践和传播实践中将社区整合为一个行动主体，从而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一、社区赋权社区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社区是什么，学界历来有两派看法。一派即传统观点，认为社区是指集体或社会组织类型，主要强调社区的共同

3、地域。另一派认为，社区主要指一种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强调社区的共同联系和共同特质、共同价值观、共同信念、归属感等精神性特征。但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为社区主要指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纽带、共同社会交往、共同意识和利益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内，成员共享文化、社会或政治利益。在传播学的视域下考察社区，可以发现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传播居于核心的位置。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JohnDewey)认为传播即共享，是一种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在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

4、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上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6页。社区中核心的因素并非经济而是社区成员的凝聚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传播学者施拉姆同样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burSchramm,Men,MessaseandMedi:AL

5、ookatHuman,Beijing：PKUPress,2007.传播带来了文化的共享，增进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促成了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和共同体的形成。中国的社区建设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期，但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区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才重提社区研究。从90年代中国开始在住房市场推行商品房制度，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商品房小区，这对于原来建立在街居制和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形成了冲击。为解决市场化和单位解体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重新推动社区建设运动，

6、社区被视为城市基层管理单位。到90年代末期，随着对社区认识的深入，提出社区自治的概念。可以说，肇始于90年代的社区建设运动，从观念上和行政层面上对社区留出了赋权空间，然而，社区尤其是新兴社区如何形成社区共同意识,成为行动的主体，使得赋权成为现实的赋权，还需要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践行。考察当前中国的社区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建立在街居制度和单位福利分房制度上形成的社区，社区居民仍存在紧密的邻里关系。在新兴的商品房小区,居民联系远较过去松散，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等特征不复存在，社区出现消亡的态势。同时高速的城市

7、化进程导致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郊区出现一批外来打工者聚居的被称为城中村的特殊社区，如北京唐家岭、皮村等社区。在社区与社区之间出现区隔，如城中村和高档商品房小区、单位小区，居民在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意识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区隔，促进了“社会裂化”。在老式小区中，原有的人际传播系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居民的搬迁，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在新兴的商品房小区，居民之间关系十分冷漠，原有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社区传播系统无法建立，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建构新的社区传播系统。

8、新媒介的广泛使用和传播，改变了社区成员共享交流的方式，使得社区关系和社区文化的建构也发生了变化。居民在新媒体传播系统中，互相交流，参与社区事务，形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催生了社区进一步的传播和文化实践，并促成了社区权利意识。社区要成为权利的主体，还需要对社区进行相应的能力建设，在实践中进一步赋权，通过提高成员的信心、知识、技巧，以及促成情感、态度等方面的改变使得社区获取共同体意识，提高社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