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作品中的两种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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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莫言作品中的两种文化世界　　摘要：莫言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文化世界，即主流文化世界与亚文化世界。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或抵抗、或互补、或渗透。在《蛙》这部作品中，它们主要呈现出抵抗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成因，在于个人经验的审美领域，是从个人体验的立场出发，将人还原为世界的主体，以达到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而这种体验最终关涉的思维领域，则体现出两种文化反映在我与他者之间关系上的复杂性。　　关键词：亚文化；主流文化；体验；思维；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

2、171-03　　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文化世界，一种是权威的主流文化世界，另一种则是带有个性色彩的亚文化世界。这两种文化世界的分野在于对个体的关注，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几乎出现在莫言每一部重要的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与之相对，则是作为集体的人，或言作为集体的力量、观念、意识化身的人。他们在莫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展现出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中，他们的共存关系也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或抵抗、或互补、或渗透。莫言在《蛙》中，主要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共存关系中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抵抗的姿态。通过这种抵抗，来破除先验的权

3、威，并还原生活的多元。也正如作者自己所坦言的，“9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1]莫言将这两种文化世界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而它们的成因以及各自背后所包含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则给我们打开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蛙》中展现的两种文化世界　　在《蛙》这部小说中，莫言不仅向人们展示了特定时期的一段真实历史，也展现了这种历史深层，决定着人们不同行为方式的两种文化世界，即主流文化世界与亚文化世界。他们分别代表了官方权威的立场和个人体验的立场。如果主流文化要求实现“普遍意识”，那么亚

4、文化则呼唤个性精神。这种个性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具有的抵抗性则是由主流文化创立的一元规则所导致的，实现两种文化的主体，通过个人来承载。　　首先登场的是作为集体的，当时主流文化的捍卫者姑姑。她坚决贯彻政策，试图把所有个人都纳入主流文化的普遍意识中来。她的所作所为就集中表现了规范个人，使之符合主流文化意识的态度。比如她对接生新法的捍卫与执行，讯速地革掉了“老娘婆”的命；其后她又能讯速地走向鼓励多生多育的反面，一丝不苟地执行主流文化倡导的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从文中的描述来看，姑姑颇有些宁可错杀一万，不肯放过一个的气势来。她甚至对自己的侄媳妇王

5、仁美也毫不留情，在其偷怀二胎被揭发之后，依然要按政策坚决流掉。“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2]从她的“三不行”中，即可看出，个人在主流文化的规范面前，毫无妥协的余地，必须纳入其规则体系之中。尽管这种强硬的制度（自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导致了王仁美的死，耿秀莲的死，但姑姑作为主流文化的捍卫者，也毫不后悔，问心无愧，“9姑姑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时受了那么多罪都没有动摇，何况现在！”[3]她的所有评价标准，也都依据主流文化的意识。比如当袁脸喝退老产婆后，姑姑说“袁脸这人，虽说没文化，但能看清潮流，

6、能主持公道，是个好干部。”[4]对于计划生育的事情，姑姑的评判是“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5]从姑姑的行为和评判人们可以看出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文化世界的基本样貌。　　然而作为存在于真实历史中的个人，他们并不一味顺从着规范，也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唯一的主流，个人在这种文化压制下不断挑战着主流文化的集体观念、权威和价值。在《蛙》中，姑姑虽然是不断以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来约束个人，但正是这种把控一切的权威立场，必然会招来个体的强烈反抗，从而创造出具有反抗色彩的亚文化世界。如果苏茜?奥布莱恩认为的主流文化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建立强

7、有力的文化规范来指导我们的活动。”[6]那么霍华德?贝克尔则在他的越轨社会学中更进一步指出，“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某些人，通过将这些人标签为局外人，从而创造了越轨。”[7]因此，如果主流文化人为地创造出一套规范，那么亚文化就是在这种规范下由对它或明或暗的反抗而形成的，在《蛙》中，这种创造性也是不断通过姑姑给不遵守集体价值准则，主流文化的政策制度的个人戴上“被斗争”、“落后”的帽子而生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被结扎”的人的抗争、“被流产”9的人的抗争，或可以说，他们的反抗行为是被姑姑们强有力的文化之手创造出来。这种反抗

8、性的亚文化世界，并未形成公开对抗主流文化的姿态，而更多地采取了逃离、戏谑、污名等方式，它们既逃离主流文化宣扬的崇高，也逃离主流文化造成的荒诞，比如，王胆因拒绝国家政策逃离后，跟姑姑等人打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