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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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究【内容提要】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凭空而起，而是由作为享乐性文化气候之“反动”的淡泊精神、复古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平民心态及高风绝尘之诗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禅定和老大心态、诗歌审美上推尊萧散简远之趣四个主导因素促成的。【关键词】陶渊明；淡泊；平民心态；高风绝尘；禅定；“老大”；潇散简远　　宋代前的几百年中，陶渊明是寂寞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皆论及以前及当代的重要作家，但都没有提到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之

2、宗”，但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北齐阳休之汇录陶诗，并在《陶集序录》中称“颇赏陶文”，但却认为陶文辞采未优。尽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以“余素爱其文，恨不同时”、“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跋宕昭彰，独超众类”等高评陶渊明，但他却在《文选》中只录陶诗八首，而陆机的录了四十九首，谢灵运的录了三十九首，张协、左思的也比陶渊明的多录三首，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素爱”是打折扣的。到了唐代，王绩、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等都追慕陶之为人及其诗作，但对陶并非全无芥蒂地接受。王维早年时责难陶渊明守小而忘大，杜甫认为“陶潜避俗翁

3、，未必能大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１］（Ｐ３５）白居易认为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２］（Ｐ１０７）陶在唐的情况正如《蔡宽夫诗话》中所言：“渊明诗，绝无知其奥者。”南北朝、唐朝言及陶者虽有几十位之多，但这几十位中可以说无陶之知音可言，可真真寂寞了这一大家。宋代与南北朝、唐朝对陶的冷淡相反，而空前地喜爱起来，并贯穿宋朝始末。文字上论及陶者仅《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所录就有八十五家，他们尊陶、赞陶、学陶诗、和陶诗，并多以陶为知音，陶的接受史因此而热闹起来。历史对一过客有时旁置冷落，有时亲近非常，乍看是历史的闹剧，其

4、实里面有不可更替的历史原因在左右。一、文化气候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原则往往形成一个独异的文化气候，而这一文化气候又会影响置身其中的文人士子的心态。宋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对军事重臣说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身。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３］（Ｐ５０）这是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所玩的“杯酒释兵权”把戏，殊不知这一“金口玉言”为赵氏王朝在文化上定下了享乐性品位，宋代

5、因此对享乐性生活的认可和推崇尤为显著，从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宋太宗说的“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可窥一斑。在权本位的政治体系下，中国人的享乐实用心态是随历史发展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氛围，有着上千年发展史的世俗享乐本身就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何况宋太祖、宋太宗等又威逼利诱别有用心地倡导之，这自然使大宋王朝的享乐之风变本加厉。赵匡胤及宋代的其他帝王又都缺少唐代明君所具有的豪迈与放达，大唐帝国的崩溃，五代十国的风起烟灭，使他们忧心忡忡于国内之祸患。内患意识使得宋代帝王在帷幄运筹中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治军事策略，加强了中央

6、集权。“陈桥兵变”式的历史闹剧虽然因此避免了，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再加上朝内剧烈的党派之争，使为官者莫不人人自危。大批的为官为政之人，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入朝则得过且过，出朝则自寻逍遥，享乐人生。奢侈浮靡的享乐自上而下，就连三任宰相的吕蒙正、主张节用爱民的欧阳修也是乐此不疲。宋代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也为有宋一朝的享乐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城市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大的突破。北宋以前，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是严格分开的，而且大多实行宵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坊界限打破，宵禁取消，金银铜铁货币及“交

7、子”开始通行，于是，商业、手工业、娱乐业、服务业等大量兴起，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遍及各地。《东京梦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处去，通宵不绝。”城市生活热闹到这种程度，难有耐得住寂寞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相乐。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宋代柔软性、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便形成了。宋代平民气、世俗气的享乐不同于晚明思潮下的纵欲享乐。晚明的文人士子已乱了“方寸”，宋代的文人士子不但没有乱“方寸”，而且保持并深化着传统儒家的人格精神与品德操守（宋代的理学精神可以为证）。宋代文人士子在这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下

8、，该何去何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随波逐流者自甘沉溺，昂首矫俗者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历朝历代的官场腐败主要是入仕之人不恪守德性、惟利惟欲是图所致，陆九渊曾论道：“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４］（Ｐ４９３）“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