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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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理学实际肇端于中唐文豪韩愈,其一开始便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至宋代,吸纳了佛、道两派部分学术理论的新儒学——理学开始走向繁荣,南北朝以来的“三教鼎立”局面目日趋瓦解。元代理学继续延续着宋代的兴盛,进而成了官学,造就出了一大批理学家。但整个元代却未能涌现出一个像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一样影响巨大的理学大师。倒是培育出了一大批富有理学精神的诗文作家,或者说有着学者与文人双重色彩、理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新一代理学家。宋代理学家探究的是“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学,他们大多反对文学性,鄙夷创作。这些风气并未被元代理学家所继承。相

2、反,他们大多主张“儒者诗人合二为一”,在重视理学根基的同时,强调文学的作用和个性。因此,从由宋入元的金履祥,到元代的郝经、许衡、姚燧、刘因、吴澄、虞集、欧阳玄、揭斯、许谦、黄潘、柳贯、吴师道、吴莱、傅若金、戴良等人,都有深厚的理学根底,有薪火相传的理学师承,同时,又都是元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  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人,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  吴师道生活于理学渐盛的元代中期。据《元史》载: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年少即善记览

3、,工词章,才思涌溢,发为歌诗,清丽俊逸。弱冠后,慕宋儒真德秀之学,遂有志于理学。尝就教于同郡金履祥、许谦,习惯一分殊之义,一本朱熹之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曾任高邮县丞、国子博士等职,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故有“吴礼部”之称。有《礼部集》20卷传世。《吴礼部诗话》是吴师道诗学观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1)弘扬理学正统,昌明雅正诗风;(2)高标民族气节,表彰抗金英雄;(3)总结唐宋诗论,主张师今师心。  首先,由于吴师道等儒学文人的坚持,使“雅正”诗风成为元代中后期的主流。在元代诗歌创作与诗论发展的文化背景中,理

4、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理学成熟于宋代,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政府当局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中后期,程朱理学才被定为正统,奉为官学。吴师道少时即师事理学家金履祥。金履祥与何基、王柏、许谦合称“北山四先生”,为朱熹理学的重要传人。故吴师道颇得理学正传:“其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卷一譬如《吴礼部诗话》一开头便对东汉仲长统的《述志》诗提出批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昌黎志辟异端,而汉三贤赞,统与焉,殆未之察也。”仲长统本属儒家学者,

5、所著《昌言》,思想也算规矩,故而连唐代大儒韩愈也赞其为“三贤”。可吴师道认为仲长统得罪儒教,连韩愈也有失察之过。其捍卫儒学正统之志可见一斑。接着讨论朱熹的《感兴》诗,更是体现出他对“圣贤操存之要”和世人“逞其私见,穿凿以为知”、“异端词藻之害道”的严正态度,从而也集中体现了吴师道诗论力辟邪说、捍卫理学正统的主旨。又如他对卫武公作《抑戒宾筵》诗刺周王一事评论道:“卫武公《抑戒宾筵》二诗,极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归。至于丧乱回通等语,皆所不讳,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旧序之言为是。”后人因卫武公年九十五而作《抑戒宾筵》诗以刺周王,称其大贤,并

6、将之与周公作《酒诰》相提并论。吴师道在此点出题旨,颂扬的就是儒者所竭力倡导的文臣死谏精神,突出一个“刺”字。再如他解读韦应物《逢杨开府》诗“因见当时三卫恣横,身在其列,故托以自言,亦古人之意”,同样体现了他严格遵循诗歌应有“美刺”之职的儒家正统诗论观。至如其论《豳风·七月》,以为“天人相感之际,亦学者所当究也”,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比较正统的儒家文学理念。  “雅正”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审美规范,是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吴师道敏锐地察觉到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问题,认识到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会造就不同的诗作风格。在评论从盛唐到晚唐由于环境变化而

7、导致文人诗风变化的情况时,吴师道认为,才、学并称方为君子风范,开元天宝问的盛唐诗风“词旨淳雅”、“邃远清妙”,是“明健激昂”的建安诗风的延续,当为诗学正统;中唐杨巨源等“清新明严”、“化俗为雅”,有“元白所不能至者”;至晚唐子华致光辈,则“其诗过于纤巧”、“淫靡特甚”。“自储光羲而下,王建、崔颢、陶翰、崔国辅皆开元天宝间人,词旨淳雅,盖一时风气所钟如此。元和以后,虽波涛阔远,动成奇伟,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不可得也。”吴师道深深赞许时移则事异、事异则诗变的观点,应是属于在“雅正”风格指导下的审美感悟,是很有眼光的。  其次,从《吴礼部诗话》中我

8、们可明显看出吴师道高标士人气节,表彰抗金英雄的情况。这也是吴师道正统诗学观的体现。吴师道认为,陶渊明爱菊是高标人格、独善其身的写照。而陶渊明之归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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