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困学纪闻》看王应麟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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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困学纪闻》看王应麟的历史思想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论文联盟.L.编辑。当然，王应麟对社会发展、历史变动的认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既重人事，又肯定天命的驳杂和矛盾之处，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宋代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内容，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思路，对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宋代的史学家们均程度不同地注重人事，强调“人事”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对王应麟学术影响颇深的浙东事功学

2、派吕祖谦就认为：“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尽然后可以付之天。人事未尽，但一付天，不可。”[28]尽管这种认识尚笼罩着一丝天命论的阴影，但很明显，吕氏强调的还是“人事”。又比如，另一事功派人物陈亮，在科举作文时写道：“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表现出比吕氏更为彻底的反天命思想。王应麟对于这番话十分赞同，他说：“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29]现实中，赵宋王朝借助于“天命”篡夺了后周政权后，继续宣扬“天命”论，使人们相信“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30]，赵宋之兴是天

3、命所归。然而，南宋末年纲纪崩坏，权臣当道，虽有忠义之士极尽努力，却仍然无法挽救当时的局面，最终导致南宋的灭亡。这种惨痛的亲身经历又使王应麟不得不将南宋的灭亡归结为“天道”的作用。可见，王应麟的历史观中包含着两个层次，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下，他强调人事的作用；而面对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弊端无法找到出路时，便将其推之于“天道”的倚伏。这是王应麟作为一个封建的理学家在认识方面所无法克服的缺陷。二、注重纲常名分的社会秩序论宋代是继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宋鉴前失，认为五代之所以大乱，是由于封建伦常的败坏。欧阳修云：“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4、，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31]宋代的统治阶级认为，宋朝要巩固自己的统一政权，就必须从整顿纲常入手，重新确立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宋代的理学思潮就是适应这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理学家们从“天理”的高度论证了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结构的神圣性，为封建纲常的天然合理性编造一系列的理论根据。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32]并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33]接受了理学思想的

5、王应麟亦从“天理”的角度来分析伦理纲常对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作用。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大量的史评与史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封建的正统思想。下面拟对书中的这一历史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是维护封建一统国家的强大支柱。王应麟不但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将之神圣化，更加巩固了它的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在《困学纪闻》中，他着重强调了明君臣父子之义，严格君臣之分的道理。他极力反对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背君父以覆宗国者，不狃之罪人也。”在王应麟看来，维护君主的权力、地位，恪守君臣之道，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大事，正如《

6、晋语》赵宣子所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王应麟认为不知君臣之义，是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例如，在评价晋国的灭亡时，他说道：“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自及矣。”又如，春秋时期，晋国太史史墨认为“天生季氏以贰鲁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鲁昭公被其臣季平子驱逐出国，乃是理所当然。对此，王应麟激愤地说：“史墨之对，其何悖哉！”并进而借用张睢阳谴责尹子奇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愤慨：“未识人伦，焉知天道？”[34]斥责史墨不知人伦，妄谈天道。在王应麟眼里，国家制度的规定是严

7、君臣之分的最好体现，他说：“制度之别，必有其书，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对也。”[35]然而，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不可沟通的，他用《易》理进行了阐释：“古者君臣之际，分严而情通。上天下泽《履》，其分严也。山上有泽《咸》，其情通也。不严则为《未济》之三阳失位，不通则为《否》之天下无邦。”[36]如何分严而情通呢？王应麟借尹焞之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7]可见，王应麟在君臣伦理之间不但强调了臣子的责任，也强调了君王的责任，即君要守礼，臣要尽忠，将君臣关系置于伦理道德的系统中，便会使君臣关系得到有机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