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言文一致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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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言文一致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转型日本言文一致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转型一、言文一致的历史回顾　　　　论及日本的语言规划政策及其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首先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言文一致。日本方面的研究有山本正秀氏的《近代文体发生的史学研究》以及《言文一致的历史论考》、李妍素氏的《国语思想近代日本的语言认识》、驹迤武氏的《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安田敏郎氏的《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酒井植树氏的《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日本的历史地政学配置》、长志珠绘氏的《近代日本与国语民族主义》、小森阳一氏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等。　　在先行研究中，日本言文一致的历史背景、发生阶段、形式有如下解释：按照近代

2、文学史上的一般说法，现在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言文一致体是由坪内逍遥提倡、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及山田美妙的《武藏野》中首先尝试，然后再经过后来的小说家不懈努力才得以确立的。　　小森阳一(2003)认为这种一般说法排除了《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前那段把铅字媒体绝对局限于消费层面的速记讲谈及速记相声的历史。　　速记法指1884年开始的一种表音符号体系，它是将声音翻译成文字的中间媒介性质的符号体系，它在铅字印刷市场上取得了商业成功，使得言文一致成为可能。三游亭圆朝的相声《怪谈牡丹灯笼》就是被田锁纲纪的弟子若林甘藏、井升造用速记法作了记录后拿去出版，并一举成为畅销书的。正是速记法的这种成功事例令言文一致

3、的幻想毫无节制地膨胀了起来。(小森阳一，2003：110)　　1883年(明治16年)7月12日至16日，日本改进党在《邮政通报新闻》上刊登了一系列报道，被认为是最早实际应用速记法的文章。矢野龙溪在《经国美谈》的序篇《文体论》中强调指出维将汉文、和文、直译欧文、俗语俚语四体并用，以此独创一新文体者，始为良文作者，主张创新文体。　　在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将文言一致上升到创造国语和国文学的高度。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实质性起点，可以说是在甲午战争高潮中，(社会上)设定了具备形成国民、教化国民功能和排除异质语言、变种语言这一企图的国语概念、并为其普及而追求语言的简单化之时。(安田敏朗，200

4、3：135)　　从形式来看，日本的本文由.L.收集整理文体是将汉文、和文、直译欧文、俗语俚语四体并用，以此独创的新文体(安田敏朗，2003：135)。　　《浮云》的文体之所以事后被作为近代文言一致体或者近代口语的起源得到发现只是因为通过西欧翻译文体而解体汉文翻译文体，这与当时日本国内由于甲午战争获胜而图谋脱亚入欧的现状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山本正秀认为言文一致体滥觞于前岛密等人的ござる体，继而小报所使用的ござ(り)います、ます、であります调，二叶亭四迷《浮云》的だ体、山田美妙的です体等接踵而至。文末语出现了复数性。而这种复数性后被尾崎红叶在《多情多恨》中确立的である体所

5、统一，至此言文一致体宣告诞生(小森阳一，2003：189)。　　对文字、书写语言的问题给予划时代洞察的是德里达所著的《文法学》(1967年)。德里达把语音中心主义视为柏拉图以来的西洋形而上学问题。明治时期的文言一致，幕府末年汉字废止案以后的运动是在西洋的影响之下发生的。18世纪的国学中已经有了语音中心主义。那是由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当与西洋形而上学没有关系(柄谷行人，2003)。　　由此得出一点语音中心主义不局限于西洋问题，声音中心主义与现代的民族国家问题有着必然的关系。　　在西欧，最早用俗语写作并对此赋予理论上之意义的是但丁。其后，在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发生了这种尝试。现代民族

6、国家的母体形成与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相并行。但丁《神曲》，笛卡尔、路德《圣经》，塞万提斯等所书的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　　但丁所说的俗语是针对作为规范的拉丁语而言的。拉丁语是所谓世界帝国的语言。帝国如罗马、中国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其特征是使用像拉丁语或汉语那样的标准语。在东亚有中华帝国存在，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书面语与声音没有直接关系。德里达阐明用俗语来书写包含了对拉丁语=罗马教会=帝国支配之政治性的抵抗。语音中心主义里有着政治的动机，与城邦=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德里达在索绪尔把文字从语言中排除出去这一做法中发现了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针

7、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与文字，两者有相互连带的关系，只有口语才是语言学的对象。进入时间中的语言学之分类，正因为语言被书写下来了，故其分类才成为可能。　　强大的民族将自己的特殊语言强加于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治的支配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确立文明的优越地位。文字语言通过学校、教会、政府即涉及公私两端的生活全体来强行推行其支配。(柄谷行人，2003)文字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明到处存在着，口语则不断地受到它的影响。在18世纪日本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