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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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作为“二十四史”之末，清代官修《明史》十分引人注目。它的纂修活动从顺治二年（1645）首次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其间跨越四朝，凡经九十五年，历时之长，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属罕见。这部《明史》历来受到人门的称誉，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除“前三史”外质量最好的一部。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明史》后来经过精心细致的勘改和修订，从而形成了《明史》的最后定本，《四库全书》本[１]，这是研究明史，也是研究清代官方史学值得重视的问题。一《四库全书》本《明史》的产生《明史》虽然正式诏修于顺

2、治二年（1645），但纂修工作则是康熙、雍正两朝完成。自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开馆纂修之后，大规模的《明史》纂修活动逐渐展开，史稿次第撰成，但因历时绵长，人事更迭，几经起落，终康熙朝未能定稿。雍正元年（1723），清廷再开明史馆，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书已基本告成，[２]所以，乾隆朝只做了《明史》纂修中的收尾、修订、刊刻等极少工作。乾隆四年（1739）八月，在武英殿刊刻《明史》即将告竣之际，清高宗发下谕旨，命令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一书，[３]并随即开设了《明纪纲目》馆。由于

3、《明史》正在以“钦定”之名刊行海内，《明纪纲目》馆总裁决定《明纪纲目》的修纂唯以《明史》所载史实为依据，而馆内主要纂修官之一杨椿却提出异议，他指出《明史》中多有失实失考和自相矛盾的记载，不能唯《明史》是凭，认为“宜将现存之书参订《明史》，何事为真，何事为伪，阙者补之，讹者正之”，[４]这是最早的对官修《明史》的批评意见。但当时，自皇帝至总裁皆着眼于《明纪纲目》的“褒贬是非之义”，对其义例、书法问题费尽心机，无人认真对待这样的建议，更谈不上对初成《明史》的考订、修正。乾隆十一年[1746]，《明纪纲目》成书，清高宗亲写

4、序文，并御制诗歌六首附于简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大规模展开，官修《明史》、《明纪纲目》理所当然地应收入这部丛书之内，而所有收入的书籍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校订和审核。这样，两书存在的问题便显露出来。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清高宗发现《明纪纲目》所载明福王庄田数量误差很大，青海、朵颜等人的姓名沿用鄙字，与“钦定”《同文韵统》和已经改正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未为画一，于是指出：“张廷玉等原办《纲目》，唯务书法谨严，而未暇考敷精当，尚未足以昭传信”，命交方略馆改纂，并将原书查缴。[５]三天以后

5、，高宗再次谕令:“昨因《明纪纲目》考核未为精当，命军机大臣将原书另行改辑......又《明史》乃本朝纂定之书，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训。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所有原颁《明史》及《纲目三编》，俟改正时并著查缴。”[６]这样，就由改纂《明纪纲目》引至查改《明史》。不过，此时尚只注意到对少数民族人名、地名译语用字的查改，并就原版扣算字数刊正

6、，增损成文不过数字，清高宗对此甚为不满。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高宗又籍口经过修改的《英宗本纪》不书汪澄、柴文显两位官员的获罪原因，也未点明“土木之败”中宦官王振挟帝亲征，极为“疏略”，命将所有的《明史本纪》“并著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词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以刊行，用昭传信。”[７]明令对《明史本纪》进行全面改修。然而，这次改修并不限于本纪，还对《明史列传》作了大规模精密细致的考正、订误工作，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经过重新勘改、修正的新本

7、《明史》才被誊录完毕，收入《四库全书》。[８]　　“四库”本《明史》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乾隆朝纂辑《四库全书》是对整个文化典籍所作的一次全面清理，历史典籍的清理乃是其中的重点所在。历代史册，包括清本朝所修的史书，凡收入《四库全书》者无一不被重新查阅修订，甚至高宗祖父康熙皇帝亲自批阅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亦被重订。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历时持久的追缴原书及翻刻版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初刊成的《明史》不可能不被重新查改。乾隆中期以后，重文献、重考证、重辨伪订讹、重广征博采的考据学已成为风气，影响上及于

8、皇帝和达官贵人，他们也无不以“实学”为时尚，《四库全书》馆乃成为这种学风推波助澜的大本营。于是，清廷对史籍的清理便在两方面进行：一是查改本朝忌讳和有违纲常伦理、褒贬失当的内容。二是核订史记载是否确实。使这种清理工作在贯彻封建思想体系的同时，还带有相当的学术色彩，改定后的“四库”本《明史》即可作为其中的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官方在史学上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