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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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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机遇窗口正在关闭:中国已经错过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而且改革的机遇窗口正在关闭。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宏观上体制关系没有理顺,缺乏执行力;从中观上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公平;在微观上则表现在对科学家的评价体系不合理。所以,改革应该从这三方面突破。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创新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是这么开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用这句话来套用中国科技创新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好的时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科学研究最稳定的时期;科研经费的增长持续、稳定而且高于GDP的增长;
2、人才质量的提高虽然明显赶不上数量,但确实在提高;收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的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呈井喷趋势;中国发明家在本国和世界申请的专利数也在上升。还有不少类似的可以说明“最好”的指标。与此同时,世界发达国家则处于“最坏的时代”,不但经济一蹶不振,甚至弃教育和科研于不顾,大学学费飞涨,课程缩减,教师工资冻结甚至削减,并有被解雇之虞,也迫使大量的原来准备留在那里工作的留学生海归。 现在又似乎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坏的时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科研经费被浪费、滥用甚至贪污;产出与投入极不相称——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和一流的科
3、学成就寥寥无几;学术不端严重侵蚀中国的科研队伍,据调查,超过六成的科技工认为中国科研道德水平下降,超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最严重的群体”,美国《科学》(Science)和英国《自然》(Nature)、《柳叶刀》(TheLancet)等国际最具影响的科学也连篇累牍发表新闻或评论,披露和抨击中国科学家违法学术道德的事件,中国的学术道德维护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研究生没有获适应市场需求的教育。更令人担忧的是,科技人员乃至科技和政治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技体制面临诸多挑战,急需改革。 1.科技体制改革已经错过最佳时
4、机 《自然》杂志继2003年12月18日推出第一期《中国之声》(ChinaVoices)专刊后,又于2004年11月18日出版了第二期。其中两篇文章——“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和“大科学和小科学”——表达了海内外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担忧。[2] 前一篇文章的为当时在美国的饶毅和鲁白与中国科学家邹承鲁,第二篇文章的为美国的蒲慕明。三位海外学者都参与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建立,蒲慕明从建所至今一直是所长,饶毅当时不但在神经所兼职,还是中科院上海交叉科学研究所共同所长,而鲁白是科技部的顾问。 正因为他们参与并见证了
5、中国科学的发展,了解其问题所在,所以写出的文章一针见血,尤其针对当时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①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界仍然沿用计划体制,行政力量左右甚至主导科学研究,热衷组织“大科学”项目,缺乏竞争机制,同行评议形同虚设,不但造成了科技经费的浪费与贪污,更抑制了中国社会原本就不旺盛的科学精神。 饶毅等人的文章总结了政治与科技“严重错位”的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领导人有时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导致科学问题的政治化或非专业化。②第二,科技专家参与与己领域相去甚远的项目的评审,导致评价的随意性。第三,各部委中
6、下层管理人员权力过大。 在饶毅等人看来,要实现从人治到竞争优胜的转变,首先必须明确政治与科技的界限,并提出了提高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三项原则:第一,中央领导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但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的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第二,专家委员会只参加自己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课题的同行评议。第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做,不允许行政人员影响甚至控制资助决定。鉴于中国科学技术部权力之大已严重制约科技进步,他们建议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只管宏观政策制定而不管围观经费分配。 与饶毅等人相呼应,蒲慕明指出,中
7、国的少数科学或政治领导人热衷于“由上而下”地组织需要大量科研经费、由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参加的“大科学”计划,认为“大科学”代表着科学发展的趋势:中国已经错过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而且改革的机遇窗口正在关闭。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宏观上体制关系没有理顺,缺乏执行力;从中观上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公平;在微观上则表现在对科学家的评价体系不合理。所以,改革应该从这三方面突破。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创新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是这么开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用这句话来套用中国科技创新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
8、的“最好的时代”。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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