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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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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一、辛亥前后的民俗学研究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他曾在《訄书·序种姓上
2、》一篇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上古史。他说:“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讬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原注,‘图腾’一词音译——引者按)。……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鸟名,禹之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1]在此,章太炎利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崇拜等事例来解释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尽管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师的谬解,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方法的运用。在章太炎的潜移默化下,同时受到西方学者安得路
3、朗等人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与周作人也对民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起着手收集有关的书籍。1907年,鲁迅买到了一本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便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2]同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安得路朗合著的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内容的《红星佚史》。在此基础上,鲁迅在1908年撰写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就开始运用西方民俗学理论,深刻阐明了神话起源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驳斥了漠视神话者的浅薄无知。他说:“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
4、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并提出:“矧欧西艺文,多蒙其译,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3]由是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了神话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归国后,鲁迅又在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笑话。他还收集了各地儿歌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并将周作人所收集的歌谣推荐到《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4]1913年12月,鲁迅还以教育部
5、的名义在《编纂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5]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论者认为,后来的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自于鲁迅的上述主张。[6]客观地看来,鲁迅之所以研究民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
6、在表面浮游一些时”[7]。这说明他研究民俗,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事实上,鲁迅并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以英国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为例,阐明其研究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8]。而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则更为系统,同时也更具有学术意味。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9],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学者盖莱(Gayley)撰写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一书,此后他自己又先后购买了安得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
7、学》,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表明他对民俗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出发,周作人开始对民俗学展开初步研究。1908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便呼吁说:“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10]这种对“谣歌俗曲”的高度评价,无疑极大地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回国后,周作人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儿歌童谣中去。1912年,他开始编辑
8、《越中儿歌集》。1914年1月,他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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