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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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人们为什么要不懈地构成新的“经典”?某种长期被遗忘、被忽视的话语是如何被引入到社会话语光谱中的?在经典再生产的过程中,那些经典遴选家发挥了什么作用与功能?本文以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为个案探究这些问题。  小说的“小”凡有较强生命力并在世界发生一定影响的民族,往往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及在本民族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便是个“大词”、“圣词”。那么,经典在文化上的意义是什么呢?伽达默尔(1900—2000)提出的“经典”概念值得重视。其理论背景,是希望人文学科能摆脱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他认为,自然科学把研究对

2、象当外在客体看待,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模式;但人文学科的自我意识所关注的对象却不是自然客体,而是与理解者有着密切的历史的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和文化传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僵死之物,而是与我们的现在紧密相关,对我们现在各种观念意识的形成起着塑造的作用,而“经典”就最能显示出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这种作用:  经典体现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在时间将一切销毁的当中得到保存。在过去的事物中,只有并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而这正是传统的一般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但那归根到底就意味着,经典能够自我保存正是由于它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

3、释;也就是说,它所说的话并不是关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陈述,即并不是仍需解释的文献式证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别针对着现在来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它已经自己克服了这种距离。因此经典无疑是“没有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①刘勰对“经”的解释与之类似:“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②。他们都认识到,经典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而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存在着。伽达默尔认为,经典“没有时间性”,因为它“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

4、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人们在阅读一部经典著作时,总是处于被询问并将自己打开和暴露出来的地位:正是在这种与经典的对话中,文化作为传统对一代代的人发生影响,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因此,“一部经典的确是一个参照系,或者采用阿尔蒂尔比喻性的说法:一种‘形式和主题的历史语法’或‘文化语法’”③。中国古代的文字著述有经、史、子、集之分,经为各类之首。《庄子天运》云:“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六经”的提法。到唐初有九经,后又增《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四书,一共十三经。到清代,则有二十一部书名

5、列经典。这些被大大扩充了的“经典”主要通过国家考试制度——它向人们敞开了通向宦海生涯的大门——得以认可,它们严重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历代统治者“挟‘六经’以令百氏”④,严密控制着话语的主体;迄至近代,中国的知识传统,大半以经典注疏的形态存在。经典仿佛是一道文化栅栏,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法则,而被当作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极则。这使得具有独特话语权力的“非经典”总是力图超越自身跃升为经典。在中国传统的经学价值体系里,小说不过是“小道”而已。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6、。”⑤“小道”是“道”的衍生物,“小”是对“道”的限制;“道”与“小道”之间是主流与异端的关系。对此,经学家的解释最有说服力。焦循《论语通释》云:“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⑥他的意思是,“道”的真理性在于它能贯通,有放之四海之大;而小说这样的“异端”,在孔子看来,虽“有可观”,仍忧其“致远恐泥”,认为它囿于一隅,不能放之四海:与“修、齐、治、平”的“大道”相比,小说的作用实在是太微小了。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

7、此而无以自立者”⑦。因此,小说处于被放逐的文化边缘地位,古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视之为“闲书”,禁止子弟染指。作小说者不敢具名,更不敢以小说家自居。为提高小说的地位,小说家总得向经史寻求庇荫。如瞿佑《剪灯新话自序》云:“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遘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⑧他以圣人为自己开脱,方心安理得。“小道”的大帽子压得小说实在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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