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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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读《元白诗笺证稿》有感[摘要]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所倡立的历史文化法、诗史互证法、比较联系法等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是最常用的，对我们的启发也最大，对我们的读书治学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关键词]陈寅恪；唐诗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的教授”，在文史哲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最近读了先生的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1]，深感先生所著博大精深，不仅为其独特魅力所折服，对其治学方法

2、也略有所悟。下面仅就感触最深的几种研究方法谈一下粗浅体会。一、历史文化法历史文化法，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诗时经常采用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内涵是，研究诗歌要将它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予以综合考察,才能找出作品生成及其特质形成的原因。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自己“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正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才使他自觉地运用历史文化法去研究包括唐诗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7举例来说，寅恪先生在评价元稹于婚仕二途中所表现出的“无节操之守”时，一再阐明，中唐贞元、元和间的士大夫社会，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主要是词科进士)尚放荡风流之新习，另一部分（主要是山东旧族）则仍沿袭南北朝

3、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习。两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尚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常呈现出纷纭错综之情势。至于元稹，则善于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与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因其能“忍情”，故一方面放荡风流，图欲望之满足；另一方面则以“悠悠若云”之意对待男女关系，去就自由，不为情感所束缚；因其甚有心计，故能深思熟虑，甚至于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以“巧宦”而“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如此以来，便把元稹弃莺莺而婚韦丛放在了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其评价也就客观而公允。再比如，《卖炭翁》言宫市之事，极为生动。寅恪由宫市联想至《顺宗实录》中之事：“

4、上（顺宗）在东宫，尝与诸侍并王叔文论宫市事"，叔文无言，退，上问其故，叔文曰：“太子职在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此为叔文表面之言，实则殊有深意，先生案曰：“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庭之阉竖"，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进一步阐明宦官非但把持宫市，亦已把持皇位继承等重大内政，实为当日之社会危机。寅恪先生在这里将白居易所述之事，加以开拓并联想，结合社会背景以探当日社会之实，分析得入木三分，切中要点。陈寅恪不仅将各事限于白诗所记之年代，而是7结合时代背景揭示其流变过程。如《红线毯》论

5、及经济中心之转移：唐代初期以关东西川为丝织品之主要产地。迨经安史乱后，产丝区域之河北山东，非中央政府权力所及，贡赋不入，故唐室不得不征取丝织品于江淮，以充国用。由于人力之改进，此后东南遂为丝织品最盛之产区矣……观此，亦可知政事人事之变动与农业工艺之关系矣。《上阳白发人》论及风俗之变异：“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短小。……贞元末年妇人时妆转向短窄矣。”至于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之流变过程，寅恪均有精到之分析，兹不赘述。要之，寅恪将学术研究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从而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作比较分析。不仅使结论信实，而且研究方法上也颇能启人心智。二、诗史互证法诗史互证法，

6、包括了以诗证史（以诗释史）和以史证诗（以史释诗）两个方面。这种方法并非陈寅恪先生首创。《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段话可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宋代的杜甫诗歌研究空前繁荣，有“千家注杜”之说，其中不少人注意将杜诗与史事结合在一起，通过钩沉史事、介绍与诗歌有关的时代背景资料来阐发诗歌的真实旨意。当然，也有些注杜者离开诗歌的艺术特质片面强调杜诗的“诗史”一面,有牵强附会的弊病。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对杜诗也情有独钟，撰有《杜工部诗笺注》二十卷。他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即是诗史互证法。尽管有人批评《钱注杜诗》“事事征实，不免臆测”7，但不能否认钱谦益对杜诗

7、的历史性解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诗史关系之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钱注杜诗》在历代杜甫研究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寅恪也高度评价《钱注杜诗》，他认为：“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陈寅恪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自觉采用诗史互证法,一方面是出于他对传统的“诗史一体”理论的认同,一方面也与他受到钱谦益治学方法的影响有关。陈寅恪以诗史互证法来重点研究白居易(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