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语言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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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剑雄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语言的和谐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本刊编委。缺乏实证调查，容易使人走极端《同舟共进》：2015年“两会”上，葛老师提到了语言粗俗化、粗鄙化现象，在今天的公共言论空间，还有一种语言暴力化现象也十分突出，论辩双方稍有不和，便火药味十足，很多争论往往是“气胜于理”，用气势压倒对方。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葛剑雄：造成语言暴力的现象，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方面。“不讲理”的苗头由来已久，只是到今天有一个集中爆发。为什么这样说？源头恐怕要追溯到“文革”。“文革”片面地将“革

2、命造反”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扩大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本来是在特殊情况下用的，伹在“文革”中被很多人奉为行动指南，于是正常的礼仪、仪式都成了要推翻的东西。除了通过武斗等方式在肉体上消灭“敌人”外，在精神上也要将对方打倒，语言就是有力的“武器”。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当时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这还算客气的，再粗俗一点的，如“滚、滚、滚，滚你妈的蛋，罢你娘的官，撤你娘的职”。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黑帮”，他的太太就被称为“臭婆娘

3、”。我们办的学习班叫“臭婆娘学习班”“狗崽子学习班”，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有问题，要称为“某某人的狗父”__这些不堪的字眼还是通过大字报、大幅标语示于大庭广众之中的。我记得很清楚，“文革”前我当教师时，我对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的礼貌、仪表、卫生习惯等是有严格要求的。“文革”中他们从工厂、农村回来后，就开始变得满嘴脏话。我纳闷为何会变得这样，他们回答：“工人阶级都是这样，贫下中农说，谁像你们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面文质彬彬，其实私下反动。”我带学生下乡，有一些农民行为举止都很粗鲁，学生就说:“不是让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吗？”工宣队等到学校里来给学生训话，一口一个“国骂”，老师虽看在眼里

4、，却也无可奈何。“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有部分人后来重新进入大学，也许对自己的言行有不同程度的修正，然而他们中多数人亲身经历的就是这样的语言环境。这批人碰上市场经济改革，有的又面临失业、下岗、强拆等诸多社会问题，遗留的语言习惯加上所遇到的环境，造成了这种行为和思维的方式。这不仅影,还影响了他们响了他们自己，等到这批人为人父的下一代。此外，中国历来缺少理性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的数据分析，是造成“语言暴力”的另一个原因。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时，全国的社会学统统被撤销了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把社会学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学问呢？因为我们历来是主张“典型调查”的，解放

5、后我们的社会调查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但这些典型在社会中间究竟占比多少？比如腐败程度，目前还看不到有确切的数字可以证明，在全部人口或者在近八千万共产党员中间，腐败分子所占比例。如果按典型调查的思路，我们把某贪官的财产作为样本，那中国简直腐败得不得了；但反过来，我们把郭明义、杨善洲这些例子拿出来，那中国又早成“君子国”了。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或某些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数据，要么是来历不明的，要么是靠小道消息或通过网络流传的，唯独看不到有说服力的实证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对形势、对某个具体事物的判断，往往容易走极端。上一届“两会”期间，曾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如何看待现在的

6、“蚁族”现象？我当时回答：我还没看到一些重要的调查数据，比如说蚁族现象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属于蚁族的年轻人或者毕业生在某年龄段人群中所占百分比，蚁族平均存在的时间有多长，他们找到工作的年限最长是多少年，最短的多少年，等等。在没看到这些数据的情况下，我很难对蚁族现象发表意见。如果蚁族在人口中占的百分比较低，存在的时间也不长，这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怛如果说时间很长，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就要引起政府的重视，要帮他们解决困难。结果报纸在发表文章时，用了这样的标题：葛剑雄委员认为蚁族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以致后来各种谩骂的声音都有，我不得不对那家媒体提出抗议，可他们仍坚持没有对我的话断章取

7、义。我建议国家应该设立几个社会调查中心，让专家学者或机构来申请，出成果后要接受社会评估，不过关就淘汰；或者政府不直接参与，但可以介入，统合不同地域的省市，由权威官方发布一些社会调查数据。这些问题看起来跟语言暴力、人的暴力似乎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人都是针对某个社会阶段的现象来发言的，比如我们经常对一些群体标签化，一提及大学生就是堕落，一说到农民工就是素质差，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做法一点点累积起来后，对公众讨论造成的不良影响自然难以消除。再比如，我曾在媒体上看到一组数据，说干部占用了中国70%左右的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