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愤青”惹谁“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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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愤青”惹谁“不高兴”？■范方俊　　近年来有关中国“愤青”话题书籍的热销引来了许多敏感话题的争议。其中一些有关富国强兵的话题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兴”与奋起反击，更有人质疑：这些书籍的竞相出版究竟是忧国忧民还是在商业炒作？　　2009年4月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以呼吁“正视内政的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愤青”式宣言，引发了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随后出版的《中国谁在不高兴：网络三剑客痛批中国愤青》一书，与之针锋相对，直斥“愤青”误国害人。　　2010年11月，廖保平又推出了新书《打捞中国愤青》，集中“揭批”中国“愤青”的“精神病状和人格分

2、裂”，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愤青”问题的论争和讨论。那么，中国“愤青”问题为什么如此敏感，且那么容易惹人“不高兴”呢？　　中国“愤青”的前世今生　　“愤青”，顾名思义，就是“愤怒的青年”的简称。从词源上讲，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就出现了“AngryYoungMan”这个词组，当时是指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作家。不久“愤青”一词所指的范围逐步扩大，成为对社会现象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持批判态度、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不满情绪的人士的广义上的统称。由此可见，“愤青”一词在西方基本上可以看作一个中性的词语。但在当代中国关于“愤青”问题的口水战中，“愤青”有其特有的含义。而且，

3、出于各自的立场和价值诉求，对于“愤青”的理解和定位，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截然对立。　　在《中国谁在不高兴：网络三剑客痛批中国愤青》一书中，作者之一的廖保平曾用讥讽的口吻从5个方面细数中国“愤青”的“前世今生”：其一，中国“愤青”是与一些人的国家民族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其二，“愤青”将“国家利益”与民众的“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三，在网络上，“愤青”有很多“别称”：白痴、弱智、愚民、暴民、爱国贼、网络流氓等。而这些“别称”都是其来源，在他们身上，可笑的言行背后有着深层复杂的原因。其四，“愤青”首次在中国近代史上亮相是在戊戌变法时期。

4、中国“愤青”真正扬名天下，是以义和团身份上台亮相的。而其最伟大的战斗莫过于十年“文革”，他们成了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的急先锋。其五，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愤青”们发现“中国可以说不”了，可以“不高兴”了，盲目仇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其活动更为频繁，内外呼应，范围不断扩大，一会反法，一会排美，一会反日，一会排意……作者的贬斥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之相反，百度网站上的“百度百科”词条，则对“愤青”有较多的肯定。其上指出：“愤青”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中国的国际斗争需要‘愤青’”。另外，“愤青”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创造力，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对外工作中

5、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外交工作维护国家最大利益的能力。以此来看，宋晓军、王小东、宋强等人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对于中国内政外交的针砭和对民族主义的呼唤，是明显符合此种“愤青”精神的，而这也正是反对派攻击的标靶所在。　　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　　为了形象地说明《中国不高兴》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谁在不高兴：网络三剑客痛批中国愤青》特别引入了一个“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的比喻。在这里，有关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的比喻被固象化为中国和外国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判断。而且，为了“揭破”中国“愤青”的老底，廖保平在其《打捞中国愤青》一书中，从“愤青的双重人格”、“愤青

6、的精神胜利法”、“愤青的表演欲望”、“愤青的语言暴力”、“愤青的爱国假象”等方面入手，分别对中国“愤青”的以往历史、精神状态、口是心非等病态表征，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锐”主张，诸如“中国愤青是对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其中主要指狭隘病态的民族主义者”、“愤青破坏的热情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当愤青得势的时候，正是全民疯狂的时候，也正是整个国家民族遭殃的时候”、“很多愤青受过高等教育，却未必比我们楼下卖煎饼的老太太更明白事理”，等等。言辞之激烈，结论之大胆，风头丝毫不弱于其矛头所指的中国“愤青”。　　《打捞中国愤青》一书

7、，有两点有待读者细致辨析。其一，作者将“愤青”文化与中国文化简单画上等号的做法，是否妥当？比如，在谈到中国“愤青”的历史时，作者以“反智主义”为纲目，把中国从先秦时期的老子直到当代的“愤青”一并归入其中大加挞伐。其二，作者对西方文化不加掩饰的崇拜是否有些盲目？比如，作者讥讽“中国民族主义的极度自恋是一种精神病”，并引证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中的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由此，作者抛出了“在现代文明的清单中，无论科学、技术、制度、规则、器物，自近代以来，我想象不出我们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