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管理 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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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管理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　　在评论姜奇平先生的文章时，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　　针对我的《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日前，著名学者姜奇平先生以《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论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为题，在《互联网周刊》和《博客中国》上同时向我发起了批评。　

2、　从姜奇平先生的文章中，我发现，对于后现代及后现代管理问题的认识，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试图通过对话来消除这种分歧，至少短期内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后现代管理对于很多人还是陌生的，特别是双方观点的歧异性，因此，我希望通过与姜奇平先生的进一步商榷，能够使问题更加明朗化。我认为，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思想回落到“五四”之前水平的危险，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消极作用。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

3、，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这样，就算言辞是激烈的，也是对事不对人。至于互联网上那些不负责任和缺乏思考的漫骂式批评，无论是针对谁，都令我敬而远之。这使我更加感到后现代中国“交往理性”构筑的重要性。　　“后现代”本质之辩　　姜奇平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欠公允。　　

4、“后工业”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一种思想，与从哲学、文化学等多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后现代”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的有关后现代管理的著述中，强调对技术主义的超越堪称是一条思想的主线。因此，在这里不需要再费笔墨澄清这一问题。我与姜奇平先生分歧的关键其实不是“后工业”与“后现代”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要不要东西方融汇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姜奇平先生所说的：“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　　但在后现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的认识上，姜奇平先生走向了错误的一面。姜奇平先生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

5、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这一说法中隐含着“东方理念是根本”的意思，因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也说过“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姜奇平先生的这种说法，表明他对西方管理存在着片面化的理解。科学管理仅仅是西方现代管理的一个流派，远不能代表西方管理。其中隐含的思想也是“中体西用”。即姜奇平先生的“后现代”是东方的“道”加

6、西方的“术”。　　这是姜奇平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他所提倡的“新儒学、新道家与新经济”也无不如此。事实上，在后现代背景下，无论是“新儒学”还是“新道家”都是没有出路的。尽管“新儒学”本身也已经由“中体西用”转向“西体中用”，仍然摆脱不了没落的命运。　　如姜奇平先生讲，“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所谓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只根据字面上的相同就断定“方向一致”，这种思想过于表面，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举一个例子，如姜奇平先生认为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就缺乏深入思考。因

7、为在道家那里，宇宙是“天、地、人”三元合一，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宇宙是“天、地、神、人”四元合一。这昭示了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的本质区别。　　其实，我和姜奇平先生在“后现代化是东西方融合”这一认识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姜奇平先生的东西方融合强调的是不加深入剖析的“东方为本”或东西方的简单叠加，这样稍有不慎，不是倾向于“中体西用”，就是倾向于“折衷主义”，都容易将人带入思想误区。　　后现代中国：中学、西学之争的终结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争论，“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

8、还是东方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