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的使命与十八大的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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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动”的使命与十八大的肩负马克思主义学院霍修兰时代进步催生了公民群体，也带动了公民意识的形成与逐步完善；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群体的分化对诉求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内的腐败问题以及官僚主义作风则呼吁着更加完善社会的反应与处置机制。三种社会因素趋合，在十八大召开的前后逐渐发酵，内在的导向政府与社会民众“互动”机制的构建与创新的最终要求。从十八大前期的网络新语“元方，你怎么看？”的蹿红，到宁波PX项目的民众示威，无疑不反映了当前政民“互动”的缺失和不足。一、互动需要一种换位思考和相互理解、支持，而不是

2、“强迫”和“施压”政民互动，不仅仅是民主的先行条件，也是文明社会的一大表征。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凸起，当代中国在传统大国上下不通的历史窠臼之中徘徊已久，在时代进步和问题积聚的今天，已经不允许继续在老路上徘徊逗留下去。或许我们可以以大国复杂的基本国情来解释不足，但绝不能以困难来推迟甚至拒绝改革进步。社会舆情信息和情绪释放的正常渠道堵塞，必然会加深社会矛盾，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动乱，加大社会治理的成本，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本身应该树立起强烈的互动意识，主动去关注社会舆情、主动去了解民意、

3、主动去化解民众疑问和不满。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其实，“走基层”就是一种很好形式，不仅有助于转变“高高在上”的行风、作风，也能拉近政府、干部与民众距离，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这一最大的优秀保持下去。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互动是权利意识与诉求方式的辩证统一，既要积极去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去反映

4、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又要注重形式的合法、合理，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给政府施压，甚至是以小范围的骚乱来引起关注是不可取的。和平环境，危机四伏，在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复杂环境背景下，群众性的运动最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工具。退一步来说，即使通过群众性的运动或者是大规模的示威、上访达到了自身的目的，迫使政府让步、妥协，也往往会造成政府权威的“失落”，甚至会产生“后遗症”，让政府主体“警戒”起来。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长期以往，政民之间的关系必然恶化，民众也会将群众的示威运动作为常态

5、，一旦执起“唐吉诃德的长矛”，就会形成为缺乏理性的惯性运动，最终伤害的也终将是自己，反而会堵塞正常民情反映的渠道。前不久，宁波镇海的PX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例证，政府退让的背后让人思考的是政府与民众的“互损”，是一种畸形的“榜样”。试想，PX项目以后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被搞臭的项目，倘若在上马开工，很可能就会出现“改头换面，包装变身”的另类项目。政民互动，首先需要一种心态，这是一种互相体谅，互相“牵挂”的心里。政民“鱼水一家”，相互依存，政府需要研究社情民意，去了解老百姓的心态和想

6、法，民众也需要体谅政府，成为推动政府民主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应该首先树立敌意，一遇矛盾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政府、指向官员。政民互动，更需要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和谐状态，一种融洽的氛围，一件小事何以成为“群体性事件”，背后既凸显了政府作为不足的现状，也显现了当前社会失衡、利益冲突甚至是极端对立的尴尬境遇，作为政府有责任去统筹兼顾、维护民众利益，作为民众也有责任去促进政府为民办事，而不是“打击”政府，更不是画一条政府与民众的“楚河汉界”。二.互动需要体制作为保障和支撑，是一项长久的事业，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

7、动”政府聆听民意，了解民情，需要完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需要自觉之外的压力和促动。网络媒体的发展给政府了解民意社情提供了最佳载体，政府开通微博与民众互动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些部门开通的“僵尸微博”俨然已经变味，成为一种十足的形式主义。作为互动，是一种长久的了解与关注，是一种长久的倾听与融合，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不是某个官员的一时的“冲动”和“热情”。体制保证，需要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行业的习惯，一种生活的习惯。作为政府，需要一种行风，需要一种集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当然也许一定的纪律和规范束

8、缚。让政府聆听社会特别是底层人民的声音需要的是一种行业的集体作为，需要构建长效保障机制。这种机制既是软性的道德要求，也是硬性的法治要求。为此，必须研究政民互动内在规律，构建于完善政民互动长效机制，从日常开始，从考核开始，从选拔开始，将行政官员的考核、升迁与政民互动实效结合起来，真正落实老百姓话语权，监督权等。作为民众，需要一种组织力量，需要来自于群体的组织保障。党的十七大的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民间和社会组织，以保障民众权利。作为民众，个体的分散性决定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