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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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摘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而是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

2、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一、凶手众多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但是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　　尚须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

3、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三大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云。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

4、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云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

5、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　　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

6、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

7、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

8、:“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稡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