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名士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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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魏晋名士的超越刘振华魏晋玄学作为六朝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超越名教作为六朝文化超越性的理论内涵之一，是魏晋名士们对两汉以来儒家价值体系的批判。魏晋名士对名教的这种批判，不仅反映在理论形态上，并且表现在放浪形骸和避世不仕的行动中，体现出超越世俗和超越政治的特征。而崇尚自然的人文气质，则体现为魏晋人普遍追求一种脱俗之美。一超越名教就“名教”这一范畴而言，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曾根据王弼对老子“始制有名”的注语，加以推论指出：“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

2、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在这里，陈先生对“名教”的深刻理解，主要侧重于社会政治观点的角度。也就是说，名教代表着官方认同的价值体系，对人的行为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并发挥着维护既成社会秩序的功能。12所谓名教，是名分之教、人伦之教，即儒家所强调的用以维系封建秩序的三纲五常，包括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及伦理道德，是儒家文化自先秦以来所竭力倡导的以尊卑长幼、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从哲理上说，名教与自然相对，是道德与情感所各自依据的两种不同的价值维

3、度。儒家贵名教，主张道德之善；道家尚自然，注重情感之真。先秦道家老庄处于“圣贤不明，道德不一”的“礼崩乐坏”时代，对周代礼制弊端有深切感受，因而对名教多有批判。从历史上考察，秦代重律法，两汉立名教。汉儒将名教说成是根源于“天”的神圣不易的法则，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统治者以提倡名教之治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维系政治人伦及纯化人心的作用。两汉社会尤其是东汉时期热衷于名教，儒学走上意识形态化以及工具化的道路，名教成为束缚人们自由的精神枷锁。东汉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把名教当作追求荣名利禄

4、的工具，另一部分士人有感于名教堕落及对人性的束缚，转而追求旷达人生，至汉末魏晋已蔚成风气。早期玄学代表人物夏侯玄指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何晏《无名论》）正始玄学创始人何晏，儒道兼修，才华横溢，开一代清谈之风，著有《论语集解》等宏篇高论。在历代封建正统文人的笔下，例如《晋书·范宁传》中何晏被描绘成一个“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的人物，陈寿在《三国志》中称何晏“好老庄言”。按照儒家礼教，何晏是不能娶金乡公主为妻的，但何晏冲破了礼教的束缚。何晏之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夫

5、人，何晏是曹操的养子，而金乡公主是曹操与杜夫人的女儿。后来，推崇名教的司马氏集团政变上台，残酷打压刚刚兴起的玄学思潮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将何晏杀死。正始玄学的另一创始人王弼，从哲学理论上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老子注》是王弼以儒解道的主要著作。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本体，以“无为”为核心，强调“无为”（自然）与“有为”12（名教）的对立。《老子》第三十章曰：“道常无为。”王弼注：“顺自然也。”王弼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尊自然而薄仁义，本自然而末名教。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

6、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王弼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看成本末、母子关系。“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老子注》第三十八章）。“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名教之母是“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老子注》第三十二章）。朴就是道，道必散而为器，这是一个自然的生成。在王弼看来，名教是朴散为器的结果。“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老子注》第二十八章）。关于名教之治的弊端，王弼指出：“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据《

7、晋书·阮籍传》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自认是“不崇礼典”的“方外之士”，“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在家庭生活和男女交往中不重礼俗。“（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阮籍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包含着蔑视礼法和超越名教的意向，自然流露出坦荡淳至的人格风貌。阮籍不仅在行动上超越礼教，而且从理论上批判“礼法”。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

8、神。强者睽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名教虚伪残暴，礼法是君臣所设立的束缚“下民”的工具。“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阮籍讥讽礼法之士是“12虱之处于中乎！”他以嘻笑怒骂的口吻谴责“礼法之士”，像裤裆中的虱子那样令人讨厌。在他看来，“礼法之士”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另一位“竹林七贤”人物嵇康在思想上“祖述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