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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姓名:李琳班级:1231402学号:201230140218专业:法学《汉代法律思想述评》―法律思想儒家化的展开汉代法律思想无疑是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是由儒家学者通过立法,司法,法律解释对法律逐渐渗透而展开的,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地指导思想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是源于汉初,发展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成于隋唐”。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文化能够概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史,而中国
2、传统法律思想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点,当然不免会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点,正如中国法学史泰斗瞿同祖先生所言“是儒家思想支配法律之后形成的”先秦时期统治者重法轻儒,以法家思想称霸,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立在寻找一种能够实行专制独权的思想,通过李斯,商鞅等一些法家思想学者对秦始皇的建言,秦代全盘依据法家学说去构建国家机构和统治秩序,故秦朝的法律充溢着法家的精神,“严刑峻法的思想被推向了社会的极端,然而以暴力镇压为统治手段的秦朝也迅速加剧了其王朝的灭亡,自掘坟墓。法律思想在实践中的失败加速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兴起过程。汉
3、朝统治着吸取借鉴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以专制法律思想暴力镇压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利于巩固统治者的统治。汉朝统治者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在面临着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乱,民穷财尽,经济衰竭的这样一个及其不安定的国家,汉朝统治着采“黄老”思想,以休养生息,安定名身。汉朝统治着之所以采用了黄老学说,不只是因为其无为思想,更重要的是战国中后期的黄老学派,虽然讲究求“执道”“崇尚无为”,但其主旨却强调刑名和法治,故虽言“道德”,但主要的核心还是“刑名法术”是“道法结合以法为主”的一种学说。即以道家的理论
4、形式灌注了法家法治学说的内容。到汉初,统治者一方面要利用刑法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也要统治者自律以清净无为来修养声息。故喊出选择了作为其治国的意识形态。然而,黄老思想的学说显得太过消极,本质上缺乏了适应专制政治体制的因素,无为政治加强了诸侯的力量,而专制皇权却被削弱,黄老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岌岌可危。汉武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力图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的雄心被严重打击,他不得不去寻求另一种适合大一统帝国且能长治久安的一种学说思想以替代黄老思想,也恰逢机遇,在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所形成的一种宽松政治的环境下,原先被压制的各种学说得到空前
5、的发展,尤其儒学兴起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学说也因其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温和性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当然这个思想要发展成为指导思想还需要等待契机,而这个契机正是董仲舒的新儒学。针对权利的归属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君权是由神授,君主顺天意而处事,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与天一起主导着世上变化的大势。所谓“王,即君主,沟通天人的代表,君主既然有这样高贵的,于天合一的权威。”当然就应该受到推崇。董仲舒这一学说的提出顺应了统治者的心,在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后,其又提出了“灾异说”和“性三品和德主刑辅说”,他强调治国不单单是靠刑还要注重德
6、。他认为“王者必效法于天道,而天虽不离阴阳,但它是以阳成岁,以阴辅阳。阳以生养为特征,对应与德;阴以肃杀寒冷为特征,对应于刑。因此,王者之治,是以德治为主,以刑辅德”。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三策”也是其《春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应运而生。“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因其主旨思想主要是建议朝廷应以大一统思想配合政治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同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执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
7、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参见陈鼓应注释:《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董仲舒引经据典,将天子及其权力神话:“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原文原句见(董仲舒:《天人三策》,载袁长江主编:《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八页同上“经议决狱”顾名思义,是以儒家经义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直接应用与司法,判决罪之有无和轻重《睡虎地秦墓竹简》叶孝信中国法制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
8、2年版第59-70页天人三策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更有效的维护统治着的权威帮助统治着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因此汉武帝欣然接受了董仲舒的“摆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行外儒内法,也是满足其政治欲望的必然选择。由此,儒家思想得以确立为中国的正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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