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潜在财政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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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迁中的潜在财政危机论文内容提要中国财政的运行是否存在着危机，单纯从与政府债务有关的指标出发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因为指标的运用非常混乱，存在着极大的游戏成份。只有从“经济决定财政”这一基本点出发才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削弱，财政的基础受到严重的侵蚀。中国存在着潜在的财政危机。财政潜在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渐进化改革中政府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的关系。诺斯悖论的产生，导致了义理性最大化的矛盾。但中国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爆发，原因在于财政危机以潜在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公有资产的存量效应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freelesM.在评论一些

2、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盲人摸象，而有的根本就没有摸到大象，摸到的却是鸵鸟一样。对债务依存度的讨论已经流于形式，准确地讲，学者们在玩数字游戏。每个人对自己的计算方法都不表示怀疑，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游戏的背后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大者担心债务失控，形成财政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过小者从宏观角度考察，认为国债规模大有拓展的余地，主张到下一世纪国债规模须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认为国债规模适度者亦有之，其主张便是谨慎从事。必须指出，上述观点已经对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运用国债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造成了混乱。在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

3、实施中，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收1000亿税收,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抵消的结果便是政策的无效。可以说政府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其二，学术研究上的非连续性随着始于１９９８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已经形成。至２０００年底，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6000亿。学者们对国债依存度的探讨基本上取得“共识”：运用财政债务依存度判断财政危机的见解被大部分人放弃，原来担忧财政危机的专家或许为了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旨保持一致的考虑也开始转换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是在将辩争回避，学术研究上

4、的非连续性至少体现了一种不严肃的态度。Polackova（1998）指出政府负债具有以下四个选择特征：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并据此建立了财政风险的支付矩阵。目前学者对中国政府负债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这个支付矩阵的认识不同。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安全的人，其实只是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巨大债务的冰山之一角。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数字游戏式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是否存在着经济危机，更不能停留在数字游戏中。如果说讨论国债的规模是技术分析的话，那么认清中国财政的走势，还需要依靠最基本的分析。二、经济决定财政-----一个基本的判定方法

5、经济决定财政是思考中国财政危机的最基本出发点。无论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还是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以及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都表明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否是判定中国财政是否出现危机的前提。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财力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一倍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到我国的财政危机出现在那里。实是不然，中国的财政运行基础正在遭受严重的侵蚀。（一）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宏观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结为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在假设制度变迁不存在的前提

6、下，短期的指标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运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C=MR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2001）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怕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

7、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第四，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了顶点。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

8、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