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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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生育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生育以及生育的结果对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生育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一定的需要诱发，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结婚、生产与养教子女的社会行为过程，农民生育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一种行为，是农民生育子女、繁衍后代的行为。　　农民的生育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生？即农民对生育子女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二是理想的子女数量是几个？即是对子女数量的选择；三是有无性别偏好？这些构成了农民日常行为的重要内容，

2、是农民价值观的核心，农民的大多行为都建立在生育的基础上，因为在他们看来，离开了生育，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相继采取了不同的生育政策，从其发展脉络来看，大致经历了从鼓励农民生育到控制农民生育的阶段，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农民生育治理、探讨乡镇政府及农民的行为逻辑，有助于加深对农村政治社会现象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把握乡村治理的本质。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人口增长的机理分析　　对于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而言，生育行为不仅关系到农民个人的诉求，更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由

3、众多因素造成的。　　（一）传统的生育治理观念　　自秦汉以来，我国就以人口多而闻名于世了，而且人口总量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清朝乾隆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我国鼓励农民生育，尤其是对生育男孩者给予特别奖励有重要的关系。民众则国盛的人口思想是由几千年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积淀而成的，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其影响力并未随政权的更迭和社会的变迁而消失，特别是在封建制度依然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时期的战乱，社会政治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据统计，死亡率从1949年20‰降到了1957年的10.8

4、‰，不到十年就下降了近50%。然而，农民的生育率却在迅速上升，根据1982年中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46年-1948年全国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07，而1950-1952年间这一数值上升为6.18，农村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提高了1个孩子以上。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上升使得建国初期人口增长很快，以致于引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人手论和人口论的争论，人有一张口，也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的人手论占据了上风，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但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二）错误的生育治理政策　　我国政府在人口死亡

5、率下降之后，没有对农民的生育加以控制，反而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是国内社会形势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当时由于长时期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恢复需要的必要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二是不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成立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美国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　　他们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把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战争的危险性仍然很大，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我国政府鼓励农民生育以防不测。三是受前苏联政策的

6、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实行一边倒的方针，也就是倒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前苏联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这对我国的生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变迁中的农村经济体制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于当时劳动力不足，牲畜、农具缺乏，政府就组织农民实行互助，成立了互助组。在成立互助组的过程中，人口少、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往往会受到歧视，在以工换工中处于不利的局面，而人口多、家庭劳动力多的家庭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互助组的成立客观上刺激了农民多生多育的愿望。在互助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某

7、种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育行为，因为在整个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尚处于温饱的情况下，分配方式仍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初级社的收益一定且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分配的情况下，家庭可获得的消费资料数量取决于各家各户土地入股和劳动力状况，而土地是在土改时以家庭人口数为主要标准分配的。　　农村高级生产合作社及人民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违背了客观规律，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出工不出力，任何一个达到甚至低于法定年龄的人，都可以进入生产领域，子女多的家庭就可以多挣一些工分，获得更多的报酬，生活就比较好一些，七干八干，不如生个肉蛋就成为了那个时期农村妇女的

8、生育预期。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的集体化时期，农村大都实行的是按人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