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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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语症”一词突然频繁出现于文学理论之中。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明朗——人们使用这个神经病理学概念隐喻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文学理论喑哑无言。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家只能娴熟地操纵一套又一套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系统,人们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们那里,“传统”是一个贬义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遗产,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嘎然而止。这无疑表明了巨大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正在丧失内涵。这种情况还能延续下去吗?一批理论家忧心忡忡的警告不绝于耳①。可是,另一些理论家对于上述警告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些情绪化的表述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

2、东西文化之争业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且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每隔一段时间,一些不甘寂寞的复古主义者就会再度露面,慷慨地陈述一些大同小异的理论。由于过分的文化恐慌,“失语”云云甚至没顾得上详细地论证,为什么必须对西方文学理论如此反感?——为什么化学、医学或者生物学没有发生相似的敌意?文学理论怎么啦?何谓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一种阐释文学的知识。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分析和概括文学,并且从一批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命题。通常,阐释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阐释的有效程度决定了某一个学派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其价值。有趣的是,抱怨文学理论“失语症”的不少理论家奇怪地忽略了这个问

3、题。他们的苦恼是找不到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而不是因为阐释的困难或者无效而抵制西方文学理论话语。这种疏漏没有发现一个隐蔽的逻辑脱节:人们又有哪些必然的理由断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与本土的文学理论互为表里?事实上,前者隐含的问题不一定与后者的阐释范围完全重合;某些时候,二者甚至相距甚远。相反,异域的理论跨越海关而在另一块大陆大显身手,这种现象在理论史上屡见不鲜。恐怕无法否认,相对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王蒙、莫言、余华、张贤亮、残雪们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道”、“气”、“风骨”、“神韵”——的隔膜可能更大一些。理性的分析承认,选择或者放弃某一种文学理论,阐

4、释的有效与否远比理论家的族裔重要。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渊源视为阐释效力的前提。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逻辑脱节是,本土的文学理论往往被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曾经提到导致这种混淆的复杂纠葛:“古老的民族自尊心与崭新的‘后殖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本土的理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的理论’偷换为‘传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矛盾互相重叠的时候,这样的偷换尤其容易发生”②。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传统文化时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的象征。然而,这并非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诊治“失语症”的秘方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吗?鉴

5、于以上理由,我一直不想轻易地附和“失语症”之说。然而,晚近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果表明,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症结。事实表明,认可一种知识不仅意味了肯定一种观点,同时还必须认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理论家的族裔被当成了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族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显然,这个事实的发现源于一种愈来愈多的人承认的观念:知识的生产时常以复杂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互动,真理的表述时常遭受利益关系的隐蔽干扰。这即是福柯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意

6、义上,仅仅证明某一个文学命题的阐释效力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介入文学理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谁是这种理论的生产者?他们拥有哪一种级别的权威?这种理论使用哪一个民族的语言?这种理论以哪一种形态呈现出来——一个思辨的体系还是零散的札记?谁负责认定理论的价值?谁是这些理论的消费者——一个严谨的教授,一个天才的作家,一个任性的解释者,还是一个鹦鹉学舌的异族理论家?人们至少还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决定一种理论的命运。当然,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文学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筹码。换言之,重要的不仅是理论家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识别究竟是

7、哪一个民族的理论家说的。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堂教学,不同民族的理论家享有不同的威望。这是知识形式掩盖的不平等。谈到民族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时,萨义德犀利地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③。这时,知识生产的背后隐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抗衡,并且与地缘政治产生复杂联系。有霸权当然就有反抗。于是,人们开始从历史溯源之中找回民族主义主题,并且因此期待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今的知识生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试图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赢得席位。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然而,这种文化诉求并非天然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