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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长廊雅思而命名,虽无更深之寓意,但那闲适雅趣却也不书◎凡。文文人为书斋取名,常有引经据典、语出有因者。斋王梁启超的“饮冰室”,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文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舆”,以表其忧国忧民之心志;轩雅黄遵宪的“人境庐”显然是受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一诗的影响。名现代文人受古代风流余韵之影响,亦常见有为书斋取雅名者。沈从文的“窄而霉斋”是形容其书斋的狭窄、阴暗、潮湿,有自嘲之意,却又透出一种不甘欣沉沦、向往明媚的奋发之气;丰子恺的“缘缘堂”则颇有佛与禅的气味,他在“缘缘堂”被日寇炸毁后所写赏的《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叙述了此名的来由:“中华民国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
2、的租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纸上写许多我所喜欢而可以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供桌上,拿两次阄,拿起来的都是‘缘’字,就给你自古文人多雅趣,为书斋取雅名便是雅趣之一。命名曰‘缘缘堂’”。这似是偶然又并非偶然,恰与丰为书斋取雅名,或明志以自勉,或撷趣以寄情,题旨子恺居士的旨趣志行相合;冯友兰的“三松堂”因院虽各有不同,却都能反映出文人的情趣、志行、观念、中的三株老松而得名,取其挺拔苍劲以表主人挺立追求。诸葛亮的“茅庐”,刘禹锡的“陋室”,其实也就奋进之志。“途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扰多其二是他们的书斋。焉”,(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自序》)概其当有陶潜之明代桑悦的书斋名“
3、独坐轩”是言其小。“予为西志;周作人的“苦雨斋”“苦茶庵”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昌校官,学圃中筑一轩,大如斗,仅容台、椅各一。台了他的名士派头、寂寞心境和士大夫情趣。鲁迅在北仅可置经、史数卷,宾至无可升降,弗肃以入,因名之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寓所的斗室称为“老虎曰‘独坐’”。但狂放自负的桑悦之“独坐”又有独往独尾巴”,这便有些怪异且不雅,尚不如鲁迅有时称它来、卓尔不群之意。“而天壤之间,坐予座者寥寥,不为“绿林书屋”倒还有点诗意。但“老虎尾巴”也好,谓之独,亦莫予同。”明代文人高攀龙名其书斋为“可“绿林书屋”也好,皆与一般文人的情趣大相径庭,倒楼”,是在建构了那个“南有湖山、北有田舍”的仅有
4、是颇能体现他的刚毅气质和战斗情怀,鲁迅是绝无一方丈的小楼,感到“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之时,便名士的闲适心情和雅趣的;文字学家杨树达的“积微名之“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但他又不是单从居”,语言学家王力的“龙虫并雕斋”便同清代的“阅“认可”的角度去命名,而是更有其深意,即“有所可,微草堂”“重论文斋”“切问斋”属同一类型。孙犁的则有所不可”,做个绝弃世俗沉迷的淡泊之士。“耕堂”、姚雪垠的“无止境斋”、袁鹰的“未了斋”、舒到了清代,凡著名文人,其书斋皆有雅号,那雅芜的“天问楼”与“碧空楼”、韩静霆的“嘶鸣堂”、贾平名也便随着文人的文名而广为人知。蒲松龄的“聊凹的“静虚村”、高洪波的“避斋”“
5、不言斋”等,皆有明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黄协埙的“锄精书舍”、王志言趣之旨。而刘绍棠的“蝈笼居(斋)”、刘心武的端履的“重论文斋”、陆朗甫的“切问斋”、宗稷辰的“绿叶居”、赵丽宏的“四步斋”等则是言形、言趣、言“躬耻斋”、张履的“静观斋”、林纾的“畏庐与春觉情、言志兼而有之。斋”、黄遵宪的“人境庐”、缪荃孙的“艺风堂”、徐嘉的由雅其书斋而雅其生涯,是文人的终极旨趣。试“味静斋”、蒋湘南的“七经楼”、邓方的“小雅楼”、梁想,冯友兰于三松堂中“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启超的“饮冰室”等,皆有明志自勉之意。而陆莘行的怀古人,望来者”,以求“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秋思草堂”、清凉道人的
6、“听雨轩”、陈登龙的“四时以观览焉”;或如刘绍棠之蜗居“蝈笼居”中,怀想运对雪楼”、陆以混的“冷庐”、俞樾的“春在堂”、王韬的河风光、田园野趣,描绘瓜棚豆架、蒲柳人家,不皆是“蘅花馆”、梅曾亮的“柏枧山房”等,则是以其情趣和至高至洁的雅境吗?46200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