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评价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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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特例一、毛泽东谈陈独秀的三个历史阶段(一)大革命前期：魄力雄大1917年,毛泽东就评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是他们最早的交往。毛泽东对斯诺谈起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刚出狱的陈独秀则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赞美毛泽东驱张斗争。1920年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

2、毛泽东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组织类似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答应为毛泽东周转资金,并建议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陈独秀寄给毛泽东《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请毛泽东负责湖南发起组。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去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二)大革命中后期

3、：反革命的嫌疑1923年夏天,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冷淡,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三届二中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避免国共不必要冲突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

4、。10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三)土地革命以后的时期：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29年11月15日,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而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陈独秀作为非对抗形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例子。在抗

5、日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谈到陈独秀。说“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陈独秀“是大不老实的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二、刘少奇谈陈独秀的四个错误(一)工作作风上的家长制错误.---刘少奇在党的建设上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理论

6、上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反映。刘少奇的上述思想,是在总结党史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在总结陈独秀等家长制错误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刘少奇曾说,陈独秀等人“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1939年7月,刘少奇在说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时说：“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暂时地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但是,在经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压服着。”但刘少奇不主张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

7、1941年7月2日,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刘少奇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包含了对陈独秀在内的党史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内斗争,曾经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二)思想作风上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刘少奇就阅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新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学风上,陈独秀更多的表现出脱离实际、重视理论的倾向。1922年,狄拉克就批评了陈独

8、秀等中国党员孔夫子式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风。陈独秀理论脱离实际,在历史观和群众观上,必然表现出害怕群众的观点。大革命时期,一次武汉码头工人一二十万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示威。”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等人机会主义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