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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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经典文化”的思考(1)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戏说、篡改和贬损的今天，我们要明确倡导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文论大视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经典文化”，即关注那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形式，经过历史的淘沥流传至今、并产生了深

2、刻影响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篡改、戏说和贬损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提倡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经典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是由于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血脉，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主动脉；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骨骼，则“经典文化”就是其脊梁骨；如果将文化比作哺育民族精神的食粮，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中的大餐。“经典文化”的重要

3、地位和作用，既非其创作者的自吹自擂，也非什么人物的加封，而有其重要的原因。首先，“经典文化”是其作者在进步世界观指导下，怀着崇高的创作目的、付出艰辛的劳动创作而成的，是其产生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经典，是其作者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摧残之后，经过长期辛勤笔耕创作出来的(在此之前，他已进行过大量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P83)司马迁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屠

4、杀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的豪商巨贾，暴露贵族的丑恶面目，嘲笑具有无上权威的帝王，赞美反抗暴力的游侠，歌颂英勇起义的农民。它对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自己作诗“非求工律细，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P108)他受这一进步创作思想的指导，创作过程中力求做到浅近通俗，尽可能让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听懂。他笔下的“新乐府”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元稹称它“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3](P374)甚至

5、在日本、高丽、契丹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怀着拯救国民灵魂的目的而弃医从文，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P512)其小说《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塑造了阿Q、祥林嫂、闰土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腐朽本质。鲁迅晚年体弱多病，且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但他英勇不屈，奋力写下大量“投枪”“匕首”式的优秀杂文，同敌人展开短兵

6、相接的斗争。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P691)。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怀着为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恶习的清单”的目的，创作了由96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马克思称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6](P47)，恩格斯称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7](P42)。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说：“我再也无法兴致勃勃地为老爷们写作了”，还说他只要想到自己是为那些农民及他们的孩子写作，“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振奋而渴望写作”。[8](P417)托翁晚年创作的《复活》

7、等作品，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土地私有制的罪恶和官办教会的虚伪，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列宁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9](P369)。其次，“经典文化”不是仅凭其作者个人的才华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家善于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化”是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传为荷马创作的古希腊光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其实并非他一人所为。据专家考证，这两部史诗的前后风格均极不统一，变化多端，可见它们出自多人之手笔。歌德的代表作

8、《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浮士德的经历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恩格斯称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10](P275)。明代陈铎称“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自徐、庚、鲍照，亦时用之。”[11](P502)唐代元稹称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