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潜在财政危机

《制度变迁中的潜在财政危机》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制度变迁中的潜在财政危机内容提要中国财政的运行是否存在着危机，单纯从与政府债务有关的指标出发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因为指标的运用非常混乱，存在着极大的游戏成份。只有从“经济决定财政”这一基本点出发才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削弱，财政的基础受到严重的侵蚀。中国存在着潜在的财政危机。财政潜在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渐进化改革中政府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的关系。诺斯悖论的产生，导致了义理性最大化的矛盾。但中国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爆发，原因在于财政危机以潜在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公有资产的存量效应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最主要的还是非国有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化解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缩减国

2、有经济的规模，并对非国有经济进行主动性改革，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关键词潜在财政危机非国有经济公有资产出售诺斯悖论一般认为，政府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虽然理论上可以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方面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由于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产品、外部性以及垄断等问题，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是一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并把财政定义为保证这一组织正常运行的金融手段。因此，保证财政的正常运行，往往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而财政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增长的职能正常发挥也要建立在财政不能发生危机这一平台之上。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如何防止财政运行出现问题，则有了社会

3、普遍性。本文从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出发，力图阐明决定中国财政运行最根本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中国财政潜在危机的政策建议。一、对当前中国财政潜在危机理论的基本评述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渐进化改革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个比重到二十世纪末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认识，等等。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第二，如果危机存在，程度有多大；第三，走出危机的短期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建设孰轻孰重。学者大都试图通过对于国债规模与结构是否合理的判断来判别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这是一个得到公认的判定方法，但是使用方法上的不当降低了其解释力。其一，指标使用上的对立统一与盲人

4、摸象。通常地，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能力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指标构成了财政宏观预警机制，指标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该国是否发生了财政危机或财政危机演化的程度。这一系列指标在中国的运用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以债务依存度的使用为例，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1997年，有人认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丛树海1998），此为高者；低者为19%（世界银行1998）。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值，如％（刘溶沧，夏杰长1998）,%（高培勇1997）等等。结论如此对立，而在判断

5、国债规模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是否发生危机时所采用的标准又非常的统一，即按照国际通用指标一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以25-30%为安全线。如此，不同的债务依存度和统一的安全线相比，便如同事前做好了一双鞋，让不同脚码的人分别去试穿，结果非常容易判断。问题的出现在于对财政支出额的理解相异，这是导致对债务规模的判断各成一家的根本原因。其它从宏观的国债负担率出发对中国财政危机的考察。如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占GDP的比重等等，仍然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混乱局面。对于GDP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中国到底负债多少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樊纲（1999）的“国家综合负债率”、平新乔（2000）对政府或然负债

6、的论述以及余永定（2000）提出的财政稳定的框架，都给我们讨论财政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公认，更谈不上在政策中实施。现在的局面，恰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uchnan,JamesM.在评论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盲人摸象，而有的根本就没有摸到大象，摸到的却是鸵鸟一样。对债务依存度的讨论已经流于形式，准确地讲，学者们在玩数字游戏。每个人对自己的计算方法都不表示怀疑，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游戏的背后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大者担心债务失控，形成财政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过小者从宏观角度考察，认为国债规模大有拓展的余地，主张到下一世纪国债规模须达

7、到20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认为国债规模适度者亦有之，其主张便是谨慎从事。必须指出，上述观点己经对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运用国债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造成了混乱在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收1000亿税收，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抵消的结果便是政策的无效。可以说政府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其二，学术研宄上的非连续性随着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