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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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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院#183;读经#183;文化意识
2、第1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并于下学期正式招生。此举引起学界一片哗然,同情者欣喜若狂,不屑者大惊小怪。然而,这一片哗然,在我看来,本身即是怪事。试想,一个民族,宣扬传承自家的文化(只要这文化不是魔道),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或故乡的记念一样,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本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欣喜若狂,更用不着大惊小怪。然事实却与此相反,正所谓世风之变也。本来,无论是开办国学院还是读经,只要有存在的实感,此存在的实感便是光明正大、顶天立地的理由(伊川先生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无需再
3、在言诠层次上讲因由摆道理。因此,我一般不愿意参入这种言说上的讨论,我只有一个存在的实感,孤怀卓绝,凭着它与圣贤书里的生命精神、人格境界相契接。这不是因由的事,也不是道理的事,这是生命的升进和精神的提撕,此即所谓感与应也。这感与应,我把它叫做文化意识,它是对文化的最高层次的体认,不是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是外在的、观解的,故对文化而言是第二义的;而文化意识则是内省的、证悟的,故对文化而言则是第一义的。但可惜的是,学界关于国学院或读经问题的讨论多陷在第二义的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自拔跃起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因由,但我写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由第二义的摆事实
4、讲道理而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此之谓开权显实也。反对开办国学院或读经的人,其理由笔者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二条如下:(1)然而,我却疑惑,因为我无法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生活和孔子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差异当然不等于文化的断裂,但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却不能不服从新时代新生活的需要,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杨春梅:《读经·祭孔与文化崇拜》,见Confucius2000)(2)要谈脊梁的话,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显然,这样的传统文化及体现这个文化体系的社会制度不加改进,中国的现代化或复兴就会落空。(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见“
5、学术批评网”》上面两段话,都是从外在观解之路,即切就器物层面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若就此而言,则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名物度数,自不待言。但对于任何大的文化系统,是不能仅从其名物度数来看的,而须从其根本的文化精神上看。名物度数可以与时俱进,而根本的文化精神则保持相对稳定,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物质性的东西因有时空的限制总不免于偏,而精神性的东西因无时空的限制则相对为全。这样一来,要体认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就不能从外在的名物度数去观解,而须从内在的生命精神去省悟。对于中国文化,尤应如此。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根本不能视为解释世界或安排现象的言说系统,它的一切努力,皆在把人
6、由物质性的存在提升为精神性的存在,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求放心”,不是言说中事,乃证悟中事,工夫中事,在证悟、工夫中体认到精神之全。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只有精神之全方可称为“一”,若名物度数,则只能称为“多”。但“多”可蕴含在“一”中,所以朱子对此“一”的解释是:“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四书集注》)。我则更愿意把这个“一”称为精神性的场域,人正是以此精神性的场域为本,来应对外在的名物度数,此即为合内外之道。若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
7、遂矣”(《庄子·天下》),也就是说,在这种精神性的场域中,外在的名物度数皆可调适而上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要究竟的根本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境界。它不会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相对立,并且是其价值得以全盘展露的最后依据。我不知道许多论者是如何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是明明承认制度变革的合理性吗?但外在的制度变革究竟要变到哪里去呢?它有没有一个规导性的原则?这是任何制度变革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则便是:制度的变革须符合人性的要求。但要在
8、实际操作中贯彻好这条原则却要作无限的追问。例如,社会制度要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过分的个人自由又会带来社会灾难,于是,要贯彻那条原则就必须有另外一条对“自由”进行规导的原则,如此下去,没有穷尽。中国文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它直接切就人的精神性的场域来解决,即只要仁者心安,制度的变革会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故庄子曰:“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庄子·田子方》)。中国文化从笃实的生命体验中体认到外在的名物度数的限制与胶固,而直接在人自身中开显出一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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