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8新见成皋令鼎铭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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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见成皋令鼎铭及相关问题（首发）有虞同旅顺博物馆收藏一件“十四年成令”铜鼎。旅顺博物馆编：《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萃·青铜器卷》，第20号，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据描述，“盖器相合呈扁球体，盖上有三个圆形环，可却置，附立双耳，稍外撇，三蹄足。器盖外侧有阴刻铭文‘王后左相室’。口沿下阴刻铭文‘十四年成皋令赵容造公鼒容斗’。”（第52页）原书只有铜鼎照片而未专门附列盖、器铭文拓片。从照片来看，器铭可勉强辨认而盖铭干脆就见不到。此前已经著录的刻有“王后左相（引按，“相”字暂从流行释法）室”文字的鼎一

2、共有三件，即《集成》[1]4·2097、2360号的两件（据“铭文说明”，前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契斋拓本，后者也是考古所藏拓，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器身另有刻铭8字）与《新收》[2]第631号收录的一件“□昜”鼎（陕西清涧县出土，铭文14字刻于器身口沿）。另外，《新收》第807号收录一件刻有“王大后右相室”的鼎（陕西澄城县出土），器身与耳、盖的铭文内容相同；《新收》第320号收录一件“大子左相室”鼎（洛阳出土，铭文刻于鼎身口沿）；洛阳大学文物馆收藏一件“王大后·大子左相室”鼎。刘余力、蔡运

3、章：《王太后左私室鼎铭考略》，《文物》2006年第11期，第65页图五、66页图六。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鼎，由于器铭与上引各鼎不同，应是第四件“王后左相室”鼎，未被《集成》等书收录的“十四年成皋令”等内容也属于首次发表。照片上的器铭虽不能全部辨认出来，但原书的释文肯定有误，比如所谓“鼒”字应释为“（鼎）”，而“公”、“斗”等笔画不清，所释应存疑。从格式及内容来看，口沿的这处铭文应属三晋文字，而其中的“造”字从贝、攴、告声，又是典型的韩国文字用法。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第243、

4、244页，中华书局1981年7月。后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郝本性：《新郑出土战国铜兵器部分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118页，中华书局1992年。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第320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9月。因此，这件铜鼎的国别应为韩国。整理者将鼎铭的“成”释读为“成皋”（第52页），虽未明说鼎的国别，却与成皋为韩地的情况正相符合。已知的几件“王后相室”鼎均为

5、燕国刻铭，估计这件鼎的“王后左相室”等文字也不会例外。如果这个推测符合实际，就说明这件鼎原为韩国制造，后因某种缘由转用于燕国。从形制来看，该鼎属于战国中晚期三晋地区比较流行的样式。由于自韩昭侯至桓惠王时期的韩国君主在位时间都超过十四年，因此铸造该鼎的具体王世待定。“成皋”或作“城皋”，见于《战国策》等书，在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为韩国领土。《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章云：“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史记·韩世家》：“（桓惠

6、王）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地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35——36页“战国·韩魏”，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元代吴师道等人以为策文的“成皋”就是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的“虎牢”（也叫“制”）。从战国韩文字中既有“（制）”（郑州出土，《陶汇》[3]6·147——148）、“司工”（《玺汇》[4]第2227号）、“戈”（《新收》第1728号，刻铭），也有“成皋”（上引鼎铭）的情况看，当时成皋、制地似为二地。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命瓜（令狐）”（铜壶

7、，《集成》15·9719）与“奇氏（猗氏）”（方足小布，《货系》[5]第1723号；“陭氏”铜戈，《新收》第1705号）、“修武”（《玺汇》0302号）与“宁”（《集成》16·9997“二十七年宁皿”）等，据《水经·涑水注》引阚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它们似是一地二名，但又都出现于同一国别的文字中，具体原因暂不宜强解。战国文字资料中首次出现的“成皋”地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具体地说，从地名用字习惯方面为检讨旧说提供了依据。下面试作说明。鼎

8、铭“成”之“”从“咎”得声，自可读为“皋”。上古音“咎”在群母、幽部，4“皋”在见母、幽部，唐作藩编著：《上古音手册》，第40、6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下引上古音的资料均出自该书。二字的声母同属牙音且叠韵，读音很近。古书中有“咎”、“皋”及从“咎”、“皋”得声之字相通假的例证。比如，“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等。高亨编纂、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第710、711页等，齐鲁书社1989年7月。出土文献中也不乏“咎”、“皋”相通假的例子，比如，李家浩先生考证《玺汇》0049号